【龍應台】全球化了的我在哪裡？

在我自己的生活裡，到底「全球化」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早點，往往是牛奶、麵包，奶油果醬，或者是麥片雜糧，像餵馬吃的。邊吃早點邊讀報。看你人在哪個城市，先讀當地的報紙，可能是香港《明報》，可能是台北《中國時報》，可能是新加坡《聯合早報》或是《法蘭克福匯報》，但是有幾份國際的報紙是不管你在哪裡都會找來看的，譬如《國際先鋒論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或者聽BBC的廣播，看CNN的電視報導。

用完早餐，進到浴室沖涼；洗髮精的品牌－不管你是在北京還是香港台北紐約，大概都是同樣那幾個國際品牌。連衛生紙都是︱︱咦，衛生紙難道是高科技嗎？坐在梳妝台前，發現你的化妝品，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角落，夜市那幾個品牌：法國的、美國的、日本的……。我是對名牌衣服沒有感覺的人，如果講究穿品牌服飾的話，那麼衣櫥一打開，入眼也是那幾個熟悉的名字，法文、義大利文、英文。

食跟衣是這樣了，那麼住、行、育、樂呢？

住，一個宜家的家具就把每一個公寓，不管是墨西哥城還是上海、是赫爾辛基還是洛杉磯，都「統一」了。出門坐車，別說是汽車就那幾個固定的選擇，連不同城市的地鐵都是幾個公司的產品。別說家具、汽車等等商品已經全球統一，連城市的樣子都一致了。

所謂街道家具－馬路邊的路燈、公車站牌、廣告設置、人行道設計等等，都變成了全球企業的產品。都市的景觀和建築，透過國際競標，由少數全球化的建築師與開發商運作，造成面貌相似的大城市。

食衣住行如此，育與樂就不一樣嗎？我在吃了歐式早點之後，開著德國品牌的汽車，駛過法國公司設計的街道，到了一個英國建築師建造的美術館大樓，去看一個新的當代藝術展。很可能是一個多媒體的影音展，用錄影機、照相機所攝下的現代感十足的光怪陸離的人生影像。很有意思，但是如果這種展看多了－－譬如你已經看過多次的義大利威尼斯展、巴西聖保羅展、土耳其伊斯坦堡展、德國卡賽爾展、韓國光州展等等，你會有一個疑問：儘管藝術家不同、地理位置和國家文化不同，「現代」的解釋卻大同小異、似曾相識？

看完展覽之後，也許還有時間進了書店。這個書店一進門的地方大概就擺著《哈利波特》，在香港和台北是正體中文版，到北京和新加坡是簡體中文版。如果是在馬德里，會看到西班牙文版。在柏林，會看到德文版。不管在哪裡，不管什麼文字，反正都是《哈利波特》。

晚上，很可能去看個電影。要避開好萊塢的全球產品可不容易；「鐵達尼號」或者奧斯卡印記的「臥虎藏龍」在馬來西亞的鄉下或是倫敦的市區裡都看得見，有如麥當勞的標準菜單，「全球同步」。

如果不想看電影，留在家裡懶惰地看電視，會看到什麼呢？我最近搬到香港，電視一打開，剛看見片頭，孩子就說，「這個電視節目我知道。」同樣的電視節目，美國製片的，在德國放映是德語，在西班牙放映是西班牙語，到了香港就是用粵語發音。人可以到天涯海角，全球統一了的食衣住行育樂跟著你到天涯海角。

睡不著嗎？想吃一顆安眠藥，你會發現，連安眠藥也是全球一致的。頭疼嗎？止痛藥也是全球一致的。養魚嗎？你餵魚的飼料來自一個國際連鎖商。要快遞東西到外國去嗎？DHL或是聯邦快遞，不管你是在北京、台北、法蘭克福，處理方法是一樣的。發生了法律糾紛嗎？需要人壽保險嗎？國際連鎖的律師事務所、全球連線的保險公司，正等在你門口。不僅只是食衣住行的物質，還包括育樂的文化價值和觀念，在全球化的運作下，都成為統一的商品，滲透了我的二十四小時，令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或者正面地說，全世界在我的手指尖，為我所用。

在一百年前梁啟超那個時代，知識份子談所謂的「西學東漸」。西方的影響剛剛來到門口，人們要決定的是究竟我應該敞開大門讓它全部進來，還是只露出一條保守的縫。

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所謂「西學」已經不是一個「漸」不「漸」的問題，它已經從大門、窗子，地下水道，從門縫裡全面侵入，已經從純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論層次深入到生活裡頭成為你呼吸的世界，滲透到最具體的生活內容跟細節之中了。

然而什麼是「全球化」呢？這個詞其實是有問題的。影響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是什麼力量在「轉化」誰，誰被誰「化」掉啊？滲透到我的二十四小時生活細節裏來的，難道是印度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響嗎？

全球化裡的不安

不是的，仔細看這二十四小時的內容，代表「全球化」的東西中，其實百分之九十九是西方的影響，是西化，然後再細看西化的內容，譬如說物質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國來的東西。所以對我們而言，所謂全球化的內涵其實是一種「美化」的過程。

因為全球化挾帶了大量的美國化，所以許多歐洲人對全球化也是戒慎恐懼的。激進者甚至於訴諸暴力，對他們認為象徵全球化的符號－星巴克、元首高峰會議、麥當勞等等，進行抗爭。

人們所憂慮的，一方面是資源的壟斷－韓國甚至有農民以自殺來凸顯全球化所帶來的本土產業枯竭問題；一方面是價值的壟斷，因為價值被包裝成為商品，隨著跨國企業的操作，似乎威脅到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和完整性。

當德國的某一個報紙因為經營不善而可能被英國報業集團收購時，德國總理親自出面斡旋，為的是不讓外資進入本國文化的領域。報紙塑造輿論、傳播價值，更是文化的敏感神經。

在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對「全球化」第一次發生「戒心」是在一九七五年剛到美國時。在台灣讀大學時，教英語的美國教師會要求每一個學生選一個英文名字，因為她可記不得幾十個中文名字。於是一整班的學生都變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

到了美國，我開始教美國學生英文寫作。面對二、三十個美國學生，很難記得誰是誰，我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把人名和臉相配起來，認得了。於是我回想，為什麼教我的老師沒坐下來花時間，把我們的中文名字記住，反而讓五十個人都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

這難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嗎？有了這個認識之後，「Shirley」從此消失，被「Lung Yingtai」取代，而且不是「Yingtai Lung」。二十三歲的我覺得，你美國人可以學著發中國名字的音，你可以學著去記中國人的名字和他的臉，你也可以學著知道中國人是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

一九七五年，我還沒聽過「全球化」這三個字，但是對於所謂文化「交流」事實上是「流」而不「交」的現象，已經覺得有點懷疑。

隨著跨國企業的發展，文化是商品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我這一代幾乎是看洋書長大的一代。去開國際筆會的時候，在這樣一個各國作家匯集來談國際和平與文化平權的場合裡，我這讀洋書長大的人就發現，你可以和大家談莎士比亞、歌德、托馬斯曼、海明威，但是你不能談曹雪芹、莊子、韓非或張愛玲，因為，文化商品，大半是單向輸出。

有一天我想買本德文版的「道德經」給孩子，走進法蘭克福最大的書店，到哲學部門，找不到；文學部門，找不到；政治學部門，找不到。最後在哪裡找到呢？Esoterics「神祕學」！老莊孔子的書，和風水、日本化的禪宗、生肖、氣功、太極拳放在一起，做為同類商品。

我們的書店會把柏拉圖跟西洋占星術歸為一類嗎？不會，但是我們有可能把非洲最嚴肅的小說和非洲的「野獸大觀」或者「食人族奇譚」放在一起。不是嗎？

所以全球化是一個既讓人歡迎又讓人不安的現象。文化，還有人們安身立命的價值，都和商品一樣一卡車一卡車卸貨，直接送入家門。歡迎，因為我們突然多了選擇，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還是政府的型態；不安，因為這種選擇往往是強迫性的－雖然我們或不感覺，只不過是強勢推銷的產品，不見得是對我們最好的；更因為，選擇往往破壞了家裡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歡迎美國士兵帶進來的文化和價值呢？為什麼要又為什麼不呢？

這種不安對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是很熟悉的。我曾經遇見一位印度作家，談起我們年輕時知識的啟蒙過程，發現我們都是美國新聞處的「受惠者」。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年代裡，美國政府透過組織和金錢，有計劃地將美國價值觀全球輸出。你說它不好嗎？對於我們民主開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貢獻的；說它好嗎，它又包藏著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那麼，對全球化的戒慎恐懼，和對國際化的追求，有沒有矛盾？你不是一直呼籲要國際化嗎，那麼為什麼對全球化又不是一心地擁抱？

北京、台北、香港

國際化跟全球化兩者之間有著非常關鍵的差別。全球化，在我的理解，是商品－包括物質和精神商品－的無遠弗屆；身處亞洲，我們往往是那「輸入」的一端，備受影響，當然要無比的謹慎。國際化，是對於國際有深入的了解，掌握知識，從而發展出一種與國際溝通和接軌的能力。

當你進入香港的網頁，你發現它用洗練的英語、生動的畫面、完整的資訊，很有效地讓外人馬上認識這個城市：它的歷史、它的特點，哪裡好玩好吃，哪裡可以帶孩子去。

當你進入台北的網頁，障礙馬上就出現：英語彆扭，內容乾燥－應該是精彩的城市導遊的地方，竟然是對觀光者沒有太大意義的政府組織結構。當你進入上海網站時，你發現，畫面比台北活潑，設計也比台北對味，可是，一點進去，內容是空的。

進入香港機場，視線所及之處是精美的巨幅廣告，活潑的英語告示，光潔現代的商店，完善的路線指標。進入桃園中正機場，突然安靜下來，好像到了「鄉下」；英語少了，廣告少了，指標少了。雖然整潔明亮，可是空曠寂寥。

進入北京機場，就連「鄉下」都不是了。牆上是空的，客人第一個看見的東西是高懸在海關頭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條例」。人們進入香港時，整個機場營造一種興高彩烈的氣氛告訴你，「香港是亞洲的世界之都，我們歡迎你」。進入文化最深厚的北京，劈面給你的第一印象卻是冰冷嚴厲的管制法令，犯了什麼什麼法的人會被遞解出境云云。

就文化內涵而言，香港其實是最薄弱的。相較之下，台北的人文風景最活躍，北京的歷史文物最豐富、創新企圖最旺盛，但是，在國際舞台上的演出－不論是參與或者是觀光客與人口的比例，香港卻是最高的。台北和北京都不太懂得要如何將自己的內涵呈現出去。我們說，香港最「國際化」的意思就是，香港比較懂得用國際的語言和手段「呈現」自己。

所以國際化是一個呈現的能力。但是不要誤會為那只是表面的包裝和行銷。就譬如學習英語，一個把英語的文法學得爛熟，語彙背得特多的人，不見得會使用英語，因為語言的背後藏著習俗和價值；不懂得這些習俗和價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個語言的。可以正確地拼寫出democracy或者civil society的人，不見得會用這兩個詞。或者說，會使用這兩個詞的人，所懂的絕不只是這兩個字的拼寫或發音而已；字後面有千絲萬縷的歷史脈絡。
同樣地，當我們所謂懂得國際的呈現方法，一定意味著懂得國際的內涵－文化的形成、政治的發展、市場的運作、競爭生態的改變、新思潮的湧現等等。掌握了對內涵的了解，心中有一個標準，才可能知道如何呈現可以達到目的。

誰要二手的感動？

有了這個標準，「閉門造車」的可能性就減低了。我們會比較知道要做什麼才能和國際「接軌」。一個讓人看得懂得網頁、一個讓人覺得親切的機場，一個城市讓人看得見它的美好、認得出它的特別，都是「軌」接得好不好的問題。可是接軌的意思，是把自己的軌道和別人的接上，以便於將自己的貨物輸出。軌道，與國際一致，火車裡的貨物，卻要求獨此一家，否則，沒有獨特風格，誰要你的輸出呢？

如果我們有優秀的文學作品，那麼國際化就是懂得如何將這些作品推銷全球，譬如哈利波特的全球化。但不是讓我們的作家模仿哈利波特的寫作。如果我們的石庫門、四合院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美學，那麼國際化就是懂得如何保存這個美學而且將它發揚光大，吸引全世界來欣賞它。

國際化的意思，不是把自己掏空，更不是把自己的內容換成別人的內容。道理何其簡單：誰要你模仿的、次等的、沒有性格、沒有特色的東西呢？

巴黎要跟紐約競爭，會把自己的老房子老街拆了去建和紐約一樣的高樓大廈嗎？那會是一個笑話。人們不辭千里去看古羅馬，是為了什麼？人們不辭千里來看北京城，又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來看北京的超現代高樓或者法國人設計的模仿巴黎香榭里舍的王府井嗎？

我們的建築，已經找不到自己的詞彙。我們把土地和城市提供出來，讓別人實驗他的詞彙，馳騁他的想像。我們的音樂走西方交響樂團的路線，走不出自己的路。我們的文學，有一點國際輸出，可是其中有相當的比例不是漢語的精華，而是滿足他人獵奇心理的投其所好。我們的視覺藝術，要界定自己的「當代」，還有困難。

我的問題是：你要求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獨立的「當代」，請問那個土壤在哪裡？當土壤非常薄的時候，創造出來的東西，當然除了性的大膽、文革的恐怖、毛的譏諷之外，就是西方的模仿，不論是建築或是音樂。而你可能被接受，只不過因為你是「神祕」的中國，所以拙劣也可能被當做觀賞的物件。我覺得我們要對自己非常苛刻地追問，要有自己「當代」的花朵出來，請問你的土壤在哪里？

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林懷民的雲門舞集。林懷民接受的是美國現代舞的訓練，開始回到台灣去創建舞團時，自己就已經很清楚了自己的位置，他說，「我如果只是跟著美國現代舞這樣走下去的話，到最後就只不過是一個現代舞團罷了。」於是他開始深入中國的古典和台灣的生活：京劇、楚辭、太極拳、書法、台灣本土誕生的歷史、鄉土信仰裡的「怪力亂神」……。最優雅古典的和最生猛原始的，都成為他創作的泉源。有一次在維也納看雲門演出。民間信仰的乩童，經過現代舞的詮釋，上了舞台。「魅」的原始文化和「去魅」的理性追求相互碰撞；林懷民其質在實驗、在尋找，他自己的「當代」。

另一個例子是譚盾。和林懷民一樣，譚盾在國際的「軌道」上尋找自己的「火車」。他回到自己的鄉土，用現代的眼睛從湖南古老的巫文化和儺藝術中探索新的意義。最新的創作組曲「地圖」演出時，波士頓交響樂團設立網站介紹楚文化的根源，短短時間內就有二十萬人次上網閱讀。

雲門舞集成為蜚聲國際的亞洲舞團，和全世界最傑出的舞團做激烈的國際競爭。譚盾和全世界最優秀的作曲家競技，他們都嫻熟「呈現」的手法，在國際的「軌道」上奔馳，但是他們「火車」裡載的，可不是美國現代舞的模仿，也不是廉價的東方情調。不是每一種實驗都會成功，不是每一個尋找都有答案，但是林懷民和譚盾都明白：國際化，絕不是將自己的庭院拆掉，將自己的傳統拋棄。

把鐵軌接好，讓外面的火車送貨進來，同時讓自己的火車開出去，盛滿自己的東西。但是當「國際化」被誤解為模仿和抄襲的時候，我們的城市就逐漸失去它自己的面貌，走到哪裡都似曾相識。我們的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是二手的感動。

國際化是設法將鐵軌鋪好，找到銜接的地方，卻不是把火車裝進別人的貨物。傳統從來就不是死的，死的只是我們自己的眼睛。傳統永遠是活的，只是看你當代的人有沒有新鮮的眼睛，活潑的想像力，大膽的創新力，去重新發現它、認識它，從而再造它。

因此，在全球化排山倒海而來時，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到底我們找不找得到鐵軌與鐵軌銜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東方，現代跟傳統，舊的跟新的那個微妙的銜接點；必須找到那個點，才可以在全球化的大浪裡，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吧。（本文為作者在北京現代文學館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