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夥伴們：
在我自己的生活裡，到底「全球化」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早點，往往是牛奶、麵包，奶油果醬，或者是麥片雜糧，像餵馬吃的。邊吃早點邊讀報。看你人在哪個城市，先讀當地的報紙，可能是香港《明報》，可能是台北《中國時報》，可能是新加坡《聯合早報》或是《法蘭克福匯報》，但是有幾份國際的報紙是不管你在哪裡都會找來看的，譬如《國際先鋒論壇報》，《亞洲華爾街日報》，或者聽BBC的廣播，看CNN的電視報導。
用完早餐，進到浴室沖涼；洗髮精的品牌－不管你是在北京還是香港台北紐約，大概都是同樣那幾個國際品牌。連衛生紙都是︱︱咦，衛生紙難道是高科技嗎？坐在梳妝台前，發現你的化妝品，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角落，夜市那幾個品牌：法國的、美國的、日本的……。我是對名牌衣服沒有感覺的人，如果講究穿品牌服飾的話，那麼衣櫥一打開，入眼也是那幾個熟悉的名字，法文、義大利文、英文。
食跟衣是這樣了，那麼住、行、育、樂呢？
住，一個宜家的家具就把每一個公寓，不管是墨西哥城還是上海、是赫爾辛基還是洛杉磯，都「統一」了。出門坐車，別說是汽車就那幾個固定的選擇，連不同城市的地鐵都是幾個公司的產品。別說家具、汽車等等商品已經全球統一，連城市的樣子都一致了。
所謂街道家具－馬路邊的路燈、公車站牌、廣告設置、人行道設計等等，都變成了全球企業的產品。都市的景觀和建築，透過國際競標，由少數全球化的建築師與開發商運作，造成面貌相似的大城市。
食衣住行如此，育與樂就不一樣嗎？我在吃了歐式早點之後，開著德國品牌的汽車，駛過法國公司設計的街道，到了一個英國建築師建造的美術館大樓，去看一個新的當代藝術展。很可能是一個多媒體的影音展，用錄影機、照相機所攝下的現代感十足的光怪陸離的人生影像。很有意思，但是如果這種展看多了－－譬如你已經看過多次的義大利威尼斯展、巴西聖保羅展、土耳其伊斯坦堡展、德國卡賽爾展、韓國光州展等等，你會有一個疑問：儘管藝術家不同、地理位置和國家文化不同，「現代」的解釋卻大同小異、似曾相識？
看完展覽之後，也許還有時間進了書店。這個書店一進門的地方大概就擺著《哈利波特》，在香港和台北是正體中文版，到北京和新加坡是簡體中文版。如果是在馬德里，會看到西班牙文版。在柏林，會看到德文版。不管在哪裡，不管什麼文字，反正都是《哈利波特》。
晚上，很可能去看個電影。要避開好萊塢的全球產品可不容易；「鐵達尼號」或者奧斯卡印記的「臥虎藏龍」在馬來西亞的鄉下或是倫敦的市區裡都看得見，有如麥當勞的標準菜單，「全球同步」。
如果不想看電影，留在家裡懶惰地看電視，會看到什麼呢？我最近搬到香港，電視一打開，剛看見片頭，孩子就說，「這個電視節目我知道。」同樣的電視節目，美國製片的，在德國放映是德語，在西班牙放映是西班牙語，到了香港就是用粵語發音。人可以到天涯海角，全球統一了的食衣住行育樂跟著你到天涯海角。
睡不著嗎？想吃一顆安眠藥，你會發現，連安眠藥也是全球一致的。頭疼嗎？止痛藥也是全球一致的。養魚嗎？你餵魚的飼料來自一個國際連鎖商。要快遞東西到外國去嗎？DHL或是聯邦快遞，不管你是在北京、台北、法蘭克福，處理方法是一樣的。發生了法律糾紛嗎？需要人壽保險嗎？國際連鎖的律師事務所、全球連線的保險公司，正等在你門口。不僅只是食衣住行的物質，還包括育樂的文化價值和觀念，在全球化的運作下，都成為統一的商品，滲透了我的二十四小時，令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或者正面地說，全世界在我的手指尖，為我所用。
在一百年前梁啟超那個時代，知識份子談所謂的「西學東漸」。西方的影響剛剛來到門口，人們要決定的是究竟我應該敞開大門讓它全部進來，還是只露出一條保守的縫。
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所謂「西學」已經不是一個「漸」不「漸」的問題，它已經從大門、窗子，地下水道，從門縫裡全面侵入，已經從純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論層次深入到生活裡頭成為你呼吸的世界，滲透到最具體的生活內容跟細節之中了。
然而什麼是「全球化」呢？這個詞其實是有問題的。影響從哪裡來，往哪裡去，是什麼力量在「轉化」誰，誰被誰「化」掉啊？滲透到我的二十四小時生活細節裏來的，難道是印度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響嗎？
全球化裡的不安
不是的，仔細看這二十四小時的內容，代表「全球化」的東西中，其實百分之九十九是西方的影響，是西化，然後再細看西化的內容，譬如說物質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國來的東西。所以對我們而言，所謂全球化的內涵其實是一種「美化」的過程。
因為全球化挾帶了大量的美國化，所以許多歐洲人對全球化也是戒慎恐懼的。激進者甚至於訴諸暴力，對他們認為象徵全球化的符號－星巴克、元首高峰會議、麥當勞等等，進行抗爭。
人們所憂慮的，一方面是資源的壟斷－韓國甚至有農民以自殺來凸顯全球化所帶來的本土產業枯竭問題；一方面是價值的壟斷，因為價值被包裝成為商品，隨著跨國企業的操作，似乎威脅到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和完整性。
當德國的某一個報紙因為經營不善而可能被英國報業集團收購時，德國總理親自出面斡旋，為的是不讓外資進入本國文化的領域。報紙塑造輿論、傳播價值，更是文化的敏感神經。
在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對「全球化」第一次發生「戒心」是在一九七五年剛到美國時。在台灣讀大學時，教英語的美國教師會要求每一個學生選一個英文名字，因為她可記不得幾十個中文名字。於是一整班的學生都變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
到了美國，我開始教美國學生英文寫作。面對二、三十個美國學生，很難記得誰是誰，我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把人名和臉相配起來，認得了。於是我回想，為什麼教我的老師沒坐下來花時間，把我們的中文名字記住，反而讓五十個人都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
這難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嗎？有了這個認識之後，「Shirley」從此消失，被「Lung Yingtai」取代，而且不是「Yingtai Lung」。二十三歲的我覺得，你美國人可以學著發中國名字的音，你可以學著去記中國人的名字和他的臉，你也可以學著知道中國人是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
一九七五年，我還沒聽過「全球化」這三個字，但是對於所謂文化「交流」事實上是「流」而不「交」的現象，已經覺得有點懷疑。
隨著跨國企業的發展，文化是商品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我這一代幾乎是看洋書長大的一代。去開國際筆會的時候，在這樣一個各國作家匯集來談國際和平與文化平權的場合裡，我這讀洋書長大的人就發現，你可以和大家談莎士比亞、歌德、托馬斯曼、海明威，但是你不能談曹雪芹、莊子、韓非或張愛玲，因為，文化商品，大半是單向輸出。
有一天我想買本德文版的「道德經」給孩子，走進法蘭克福最大的書店，到哲學部門，找不到；文學部門，找不到；政治學部門，找不到。最後在哪裡找到呢？Esoterics「神祕學」！老莊孔子的書，和風水、日本化的禪宗、生肖、氣功、太極拳放在一起，做為同類商品。
我們的書店會把柏拉圖跟西洋占星術歸為一類嗎？不會，但是我們有可能把非洲最嚴肅的小說和非洲的「野獸大觀」或者「食人族奇譚」放在一起。不是嗎？
所以全球化是一個既讓人歡迎又讓人不安的現象。文化，還有人們安身立命的價值，都和商品一樣一卡車一卡車卸貨，直接送入家門。歡迎，因為我們突然多了選擇，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還是政府的型態；不安，因為這種選擇往往是強迫性的－雖然我們或不感覺，只不過是強勢推銷的產品，不見得是對我們最好的；更因為，選擇往往破壞了家裡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歡迎美國士兵帶進來的文化和價值呢？為什麼要又為什麼不呢？
這種不安對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是很熟悉的。我曾經遇見一位印度作家，談起我們年輕時知識的啟蒙過程，發現我們都是美國新聞處的「受惠者」。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年代裡，美國政府透過組織和金錢，有計劃地將美國價值觀全球輸出。你說它不好嗎？對於我們民主開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貢獻的；說它好嗎，它又包藏著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那麼，對全球化的戒慎恐懼，和對國際化的追求，有沒有矛盾？你不是一直呼籲要國際化嗎，那麼為什麼對全球化又不是一心地擁抱？
北京、台北、香港
國際化跟全球化兩者之間有著非常關鍵的差別。全球化，在我的理解，是商品－包括物質和精神商品－的無遠弗屆；身處亞洲，我們往往是那「輸入」的一端，備受影響，當然要無比的謹慎。國際化，是對於國際有深入的了解，掌握知識，從而發展出一種與國際溝通和接軌的能力。
當你進入香港的網頁，你發現它用洗練的英語、生動的畫面、完整的資訊，很有效地讓外人馬上認識這個城市：它的歷史、它的特點，哪裡好玩好吃，哪裡可以帶孩子去。
當你進入台北的網頁，障礙馬上就出現：英語彆扭，內容乾燥－應該是精彩的城市導遊的地方，竟然是對觀光者沒有太大意義的政府組織結構。當你進入上海網站時，你發現，畫面比台北活潑，設計也比台北對味，可是，一點進去，內容是空的。
進入香港機場，視線所及之處是精美的巨幅廣告，活潑的英語告示，光潔現代的商店，完善的路線指標。進入桃園中正機場，突然安靜下來，好像到了「鄉下」；英語少了，廣告少了，指標少了。雖然整潔明亮，可是空曠寂寥。
進入北京機場，就連「鄉下」都不是了。牆上是空的，客人第一個看見的東西是高懸在海關頭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條例」。人們進入香港時，整個機場營造一種興高彩烈的氣氛告訴你，「香港是亞洲的世界之都，我們歡迎你」。進入文化最深厚的北京，劈面給你的第一印象卻是冰冷嚴厲的管制法令，犯了什麼什麼法的人會被遞解出境云云。
就文化內涵而言，香港其實是最薄弱的。相較之下，台北的人文風景最活躍，北京的歷史文物最豐富、創新企圖最旺盛，但是，在國際舞台上的演出－不論是參與或者是觀光客與人口的比例，香港卻是最高的。台北和北京都不太懂得要如何將自己的內涵呈現出去。我們說，香港最「國際化」的意思就是，香港比較懂得用國際的語言和手段「呈現」自己。
所以國際化是一個呈現的能力。但是不要誤會為那只是表面的包裝和行銷。就譬如學習英語，一個把英語的文法學得爛熟，語彙背得特多的人，不見得會使用英語，因為語言的背後藏著習俗和價值；不懂得這些習俗和價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個語言的。可以正確地拼寫出democracy或者civil society的人，不見得會用這兩個詞。或者說，會使用這兩個詞的人，所懂的絕不只是這兩個字的拼寫或發音而已；字後面有千絲萬縷的歷史脈絡。
同樣地，當我們所謂懂得國際的呈現方法，一定意味著懂得國際的內涵－文化的形成、政治的發展、市場的運作、競爭生態的改變、新思潮的湧現等等。掌握了對內涵的了解，心中有一個標準，才可能知道如何呈現可以達到目的。
誰要二手的感動？
有了這個標準，「閉門造車」的可能性就減低了。我們會比較知道要做什麼才能和國際「接軌」。一個讓人看得懂得網頁、一個讓人覺得親切的機場，一個城市讓人看得見它的美好、認得出它的特別，都是「軌」接得好不好的問題。可是接軌的意思，是把自己的軌道和別人的接上，以便於將自己的貨物輸出。軌道，與國際一致，火車裡的貨物，卻要求獨此一家，否則，沒有獨特風格，誰要你的輸出呢？
如果我們有優秀的文學作品，那麼國際化就是懂得如何將這些作品推銷全球，譬如哈利波特的全球化。但不是讓我們的作家模仿哈利波特的寫作。如果我們的石庫門、四合院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美學，那麼國際化就是懂得如何保存這個美學而且將它發揚光大，吸引全世界來欣賞它。
國際化的意思，不是把自己掏空，更不是把自己的內容換成別人的內容。道理何其簡單：誰要你模仿的、次等的、沒有性格、沒有特色的東西呢？
巴黎要跟紐約競爭，會把自己的老房子老街拆了去建和紐約一樣的高樓大廈嗎？那會是一個笑話。人們不辭千里去看古羅馬，是為了什麼？人們不辭千里來看北京城，又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來看北京的超現代高樓或者法國人設計的模仿巴黎香榭里舍的王府井嗎？
我們的建築，已經找不到自己的詞彙。我們把土地和城市提供出來，讓別人實驗他的詞彙，馳騁他的想像。我們的音樂走西方交響樂團的路線，走不出自己的路。我們的文學，有一點國際輸出，可是其中有相當的比例不是漢語的精華，而是滿足他人獵奇心理的投其所好。我們的視覺藝術，要界定自己的「當代」，還有困難。
我的問題是：你要求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獨立的「當代」，請問那個土壤在哪裡？當土壤非常薄的時候，創造出來的東西，當然除了性的大膽、文革的恐怖、毛的譏諷之外，就是西方的模仿，不論是建築或是音樂。而你可能被接受，只不過因為你是「神祕」的中國，所以拙劣也可能被當做觀賞的物件。我覺得我們要對自己非常苛刻地追問，要有自己「當代」的花朵出來，請問你的土壤在哪里？
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林懷民的雲門舞集。林懷民接受的是美國現代舞的訓練，開始回到台灣去創建舞團時，自己就已經很清楚了自己的位置，他說，「我如果只是跟著美國現代舞這樣走下去的話，到最後就只不過是一個現代舞團罷了。」於是他開始深入中國的古典和台灣的生活：京劇、楚辭、太極拳、書法、台灣本土誕生的歷史、鄉土信仰裡的「怪力亂神」……。最優雅古典的和最生猛原始的，都成為他創作的泉源。有一次在維也納看雲門演出。民間信仰的乩童，經過現代舞的詮釋，上了舞台。「魅」的原始文化和「去魅」的理性追求相互碰撞；林懷民其質在實驗、在尋找，他自己的「當代」。
另一個例子是譚盾。和林懷民一樣，譚盾在國際的「軌道」上尋找自己的「火車」。他回到自己的鄉土，用現代的眼睛從湖南古老的巫文化和儺藝術中探索新的意義。最新的創作組曲「地圖」演出時，波士頓交響樂團設立網站介紹楚文化的根源，短短時間內就有二十萬人次上網閱讀。
雲門舞集成為蜚聲國際的亞洲舞團，和全世界最傑出的舞團做激烈的國際競爭。譚盾和全世界最優秀的作曲家競技，他們都嫻熟「呈現」的手法，在國際的「軌道」上奔馳，但是他們「火車」裡載的，可不是美國現代舞的模仿，也不是廉價的東方情調。不是每一種實驗都會成功，不是每一個尋找都有答案，但是林懷民和譚盾都明白：國際化，絕不是將自己的庭院拆掉，將自己的傳統拋棄。
把鐵軌接好，讓外面的火車送貨進來，同時讓自己的火車開出去，盛滿自己的東西。但是當「國際化」被誤解為模仿和抄襲的時候，我們的城市就逐漸失去它自己的面貌，走到哪裡都似曾相識。我們的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是二手的感動。
國際化是設法將鐵軌鋪好，找到銜接的地方，卻不是把火車裝進別人的貨物。傳統從來就不是死的，死的只是我們自己的眼睛。傳統永遠是活的，只是看你當代的人有沒有新鮮的眼睛，活潑的想像力，大膽的創新力，去重新發現它、認識它，從而再造它。
因此，在全球化排山倒海而來時，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到底我們找不找得到鐵軌與鐵軌銜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東方，現代跟傳統，舊的跟新的那個微妙的銜接點；必須找到那個點，才可以在全球化的大浪裡，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吧。（本文為作者在北京現代文學館的演講）
2008年3月10日 星期一
【龍應台】全球化了的我在哪裡？
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龍應台】災難和教育的拔河
談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文／龍應台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H. G. Wells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台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裡拿著書──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
查：你為什麼害怕呢？──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欲會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雙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檯燈。存在主義彷彿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
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於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裡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裡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餽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零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鍊。
漫天砲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零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零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裡，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梁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樑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裡，教育的目的──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裡所揭示的：
[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範。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凌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於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裡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 Wells在「歷史大綱」（1920）裡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岐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並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包 (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時代」裡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於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台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
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裡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裡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闊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定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里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里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飢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幹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麼「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台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誌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衝刺。整個賣書區，瀰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裡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資訊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誌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裡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沈的船上，去搶電影院裡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裡，缺乏宏觀與深沈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衝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裡，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裡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侷限於「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範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
• 兒童權益國際財政
• 沙漠化自然災害
• 教育 和平促進
• 環境 脫離貧窮
• 食物安全國際難民
• 性別平權稻米與農業政策
• 農村發展都市化問題
• 全球健康志工
• 愛滋病 水資源
• 人權 政府管治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
2. 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
3. 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分是貧窮地區的人民。
4. 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續惡化中。
5. 百分之二十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
6. 沙漠化帶給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工，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字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愛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
自從一種抗愛滋的新藥（ARV）問世之後，北美洲的愛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藥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金，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發展出製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藥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藥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作法卻違背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藥的智慧財產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藥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衝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對於貧窮問題，學生所學的基本常識是，全球有七億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兩百萬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或飢餓而死亡。但同時，全球其實有足夠的糧食生產，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三千五百卡的熱量分配。所以人間有飢饉，並不因為糧食不足，而因為糧食的運輸和分配有致命的問題。
國際樂施會的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字是這樣的：
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裡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裡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點是，它不止於知識層面而強調參與和行動。譬如咖啡的生產和供銷過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因此樂施會固然對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出要求：
──協助咖啡農生產多元化，減低對咖啡的依賴性
──發達國家減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增加農民的選擇；資助農村發展，給予農民在資金與技術的支援，逐步發展其他生產
同時對咖啡貿易商施加壓力，要求歐美貿易商：
──以一個合理的價格（高於成本，並可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向農民訂購咖啡豆
──應與農民訂下長期合約，以免農民受短期價格不穩而無法維持農田的生產水準
──協助農民改善農產品質素，加強咖啡生產的可持續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採取行動：
──購買公平貿易貨品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貿易貨品，以供選擇
──參與消費者運動，向企業提出全球公民的關注點和要求
這些先進國家在進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本土「愛國教育」，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都不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於大學而始於小學。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國際樂施會對「全球公民意識」下這樣的定義：
全球公民意識不僅只是自覺我們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強調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深切認識到人類需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體會到地球的不可替代並且以行動去保障它永續的未來。
全球公民意識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種人生觀，一種信仰──堅信行動可以帶來實質改變。
我們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
──他的關照面超過他的本土而且自覺是全球一員。
──他尊重多元的價值。
──他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的關連與運作有所瞭解。
──他對不公不義的事會感到憤怒。
──他會參與，不論是當地的或國際的事務。
──他願意以實際行動來為地球的永續努力，他對人類社區的未來有責任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鴻堡分校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唸一段誓詞：「在選擇工作或服務機構時，我務必考慮該項工作及所服務機搆是否承擔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擬出另一個版本的大學生誓詞：
我承諾將致力於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應用必須以社會責任為念。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量。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做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拼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如果台灣的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可以怎樣地自我要求呢？
第一，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釐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台灣在民主開放之後，對社會最大的挑暫毋寧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與白之間，出現眾多層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更凸顯一個事實：沒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個方向走，就是沈淪。
第二，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反比台灣的狀況，不免驚駭。三十五年的國際孤立，台灣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區之外，集體自覺邊緣，全球意識難以建立。政府決策者以鎖國心態治國，媒體業者以一種病態的內視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國際孤兒處境有關。在火熱的、短線的政治權力鬥毆裡，真正重大、攸關未來的議題很容易被認為空泛、遙遠、不切實際。
可是，我不認為列強在中亞儲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縱橫捭闔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伊朗的核武發展與台灣的安全無關；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人權的態度與台灣的未來無關；我不認為北極的冰山暖化與台灣的生存無關；我不認為全球水資源的匱乏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新疆的民族衝突與台灣的處境無關；我不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不會影響到台灣的地位。。。
我不認為台灣可以在孤立的心態中繼續存活。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心態封閉的社會裡，台灣的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部長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無能而混亂的政府，越過低智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第三，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裡，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台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台灣人遠遠走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先鋒。只不過關懷的範圍大多侷限於島內議題，很少對於全球的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第四，品格的培養。 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
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裡，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擅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毛澤東嗎？今天的台灣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有痛楚的體會：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裡沒有一個指導的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思辨能力、知識、行動力等等，都是闖蕩開拓的動力，但是沒有一條船可以沒有錨。品格，就是錨。沒有錨的船將隨風勢飄盪不知所終，沒有品格的人才也會使社會暗夜盲行，邁向觸礁沈淪。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鍊、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沙特所說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沙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物換星移，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仍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只是範圍提升至全球，而且更為迫切。
今天掌權的都是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零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值得參考網站及書籍：
http://www.gapminder.org
http://www.citizenship.global.org.uk
http://www.globaleduc.org
http://www.oxfam.org
http://www.cyberschool.oxfam.org.hk
http://www.iyfnet.org
http://www.youthactionnet.org/quizzes/global_citizenship.cfm
http://www.globalissues.org
Smith, David J. If the World Were a Village: A Book About the World’s People. New York, Kids Can Press, 2002
2007年12月13日 星期四
2007年12月4日 星期二
【親愛的安德烈】人生詰問
【選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三十三封信】
親愛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買了一個新手機。在櫃檯邊，售貨員小伙子問我「您在找什麼樣的手機」，你知道我的答覆嗎？
我說，「什麼複雜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練地拿出一個三星牌的往檯上一擱，說，「這個字最大！」
很顯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組反問，真把我嚇到了。這些問題，都是一般人不會問的問題，怕冒犯了對方。
反問一：
你怎麼面對自己的「老」？我是說，做為一個有名的作家，漸漸接近六十歲──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還有什麼？
我每兩三個禮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親。八十四歲的她，一見到我就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她很高興。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更高興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兒，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帶她吃館子，給她買新衣新鞋，過街緊緊牽著她的手。可是，我去對面小店買份報紙再回到她身邊，她看見我時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開心地笑。
她簡直就是我的「老人學」的power point示範演出，我對「老」這課題，因此有了啟蒙，觀察敏銳了。我無處不看見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長長藥盒子打開，一列顏色繽紛的藥片。白的，讓他不暈眩跌倒。黃的，讓他不便祕。藍的，讓他關節不痛。紅的，保證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殺。粉紅的，讓他睡覺……。
老英雄，九十歲了，在紀念會上演講，人們要知道他當年在叢林裡作戰的勇敢事蹟。他顫顫巍巍地站起來，拿著麥克風的手有點抖，他說，「老，有三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健忘，第二個跟第三個──我忘了。」
他的幽默贏來哄堂大笑。然後他開始講一九四○年的事蹟，講著講著，十五分鐘的致詞變成二十五分鐘，後排的人開始溜走，三十五分鐘時，中排的人開始把椅子轉來轉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臉上布滿褐斑，身上有多種裝備，不是年輕時的手槍、刺刀、竊聽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鏡、助聽器，外加一個替換骨盆和柺杖。
老人，上樓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還是要下。
老人，不說話時，嘴裡也可能發出像咖啡機煮滾噴氣的聲音。
老人，不吃東西時，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動，做吸食狀。
老人，不傷心時也流眼淚，可能眼屎多於眼淚。
老人，永遠餓了吃不下，累了睡不著，坐下去站不起來，站起來忘了去哪，不記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記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還好「皺紋」是不痛的，否則……。
我怎麼面對自己之將老，安德烈？
我已經開始了，親愛的。我坐在電腦前寫字，突然想給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見昨天的報紙攤開在地板上，彎身撿報紙，拿到垃圾箱丟掉，回到電腦邊，繼續寫作，隱隱覺得，好像剛剛有件事……，可是總想不起來。
於是你想用「智慧」來處理「老」。
「老」，其實就是一個敗壞的過程，你如何用智慧去處理敗壞？安德烈，你問我的問題，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問啊，我對這終極的問題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開始去思索個人的敗壞處理技術問題，譬如昏迷時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氣切插管，譬如自身遺體的處置方式。這些處理，你大概都會在現場吧──要麻煩你了，親愛的安德烈。
反問二：
你是個經常在鎂光燈下的人。死了以後，你會希望人們怎麼記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的人怎麼記得：一、你的讀者；二、你的國人；三、我。
怎麼被讀者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國人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你，和菲力普，記得？
安德烈，想像一場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力普到了一個小木屋裡，屋裡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個室內，溫暖了你們的胸膛。第二天，你們天亮時繼續上路，充滿了勇氣和力量。柴火其實已經滅了，你們帶著走、永不磨滅的，是心中的熱度和光，去面對前頭的冰霜路。誰需要記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嘗在乎你們怎麼記得它呢？
可是我知道你們會記得，就如同我記得我逝去的父親。有一天，你也許走在倫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來攘往的流動，也許是一陣孩子的笑聲飄來，也許是一株紫荊開滿了粉色的花朵在風裡搖曳，你突然想起我來，腳步慢下來，又然後匆匆趕往你的會議。那時，我化入虛空已久。遺憾的是，不能像童話一樣，真的變成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你們的後來。
可是，果真所有有愛的人都變成了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哇，恐怖啊。不是正因為有最終的滅絕，生命和愛，才如此珍貴，你說呢？
再這樣寫下去，就要被你列入「Kitsch十大」排行榜了。
反問三：
人生裡最讓你懊惱、後悔的一件事是什麼？哪一件事，或者決定，你但願能重頭來起？
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嗎，象棋裡頭我覺得最「奧祕」的遊戲規則，就是「卒」。卒子一過河，就沒有回頭的路。人生中一個決定牽動另一個決定，一個偶然注定另一個偶然，因此偶然從來不是偶然，一條路勢必走向下一條路，回不了頭。我發現，人生中所有的決定，其實都是過了河的「卒」。
反問四：
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頓的，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
對不起，你每一次抽煙，我都這麼想。
反問五：
你怎麼應付人們對你的期許？人們總是期待你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獨特見解。可是，也許你心裡覺得：「老天爺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實很想淘氣胡鬧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麼面對人家總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這個現實？
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讚美我的同時，總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機會學習如何「寵辱不驚」。至於人們的「期待」，那是一種你自己必須學會去「抵禦」的東西，因為那個東西是最容易把你綁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說話，傻就不假裝聰明。你現在明白為何我推掉幾乎所有的演講、座談、上電視的邀請吧？我本來就沒那麼多知識和智慧可以天天去講。
反問六：
這世界你最尊敬誰？給一個沒名的，一個有名的。
沒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貧濟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實驗室裡默默工作的科學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強權堅持記載歷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貧病交迫仍堅定把孩子養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眾鼓譟中仍舊維持獨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願意跟別人分享最後一根蠟燭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勵謊言的時代裡仍然選擇誠實過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權力卻仍舊能跪下來親吻貧民的腳趾頭的人……。
有名的？無法作答。從司馬遷到司賓諾沙，從蘇格拉底到甘地，從華盛頓到福澤諭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說還活著的，你知道我還是梁朝偉的粉絲呢。
反問七：
如果你能搭「時間穿梭器」到另一個時間裡去，你想去哪裡？未來，還是過去？為什麼？
好，我想去「過去」，去看孔子時期的中國，而那也正是蘇格拉底時期的歐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純粹的星空下是如何作出偉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過的國家，去穿每一條巷子，聽每一戶人家從廚房傳出來的語音，看每一場國君和謀士的會談；我想在蘇格拉底監獄的現場，聽他和學生及友人的對話，觀察廣場上參政者和公民的辯論，出席每一場露天劇場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沒有科技沒有燈光的土地上，在素樸原型的天和地之間，人，怎麼做愛、怎麼生產、怎麼辯論、怎麼思索、怎麼超越自我、怎麼創造文明
但是，我也想到未來，到二○三○年，那時你四十五歲，弟弟四十一歲。我想偷看一下，看你們是否幸福。
但是，還是不要比較好。我將──不敢看。
反問八：
你恐懼什麼？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懼吧？我恐懼失去所愛。你們小的時候，放學時若不準時到家，我就幻想你們是否被人綁走或者被車子撞倒。你們長大了，我害怕你們得憂鬱症或吸毒或者飛機掉下來。
我恐懼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賞月、能飲酒、能作文、能會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記憶、能堅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為、能愛。每一樣都是能力，每一種能力，都是可以瞬間失去的。
顯然我恐懼失去。
而生命敗壞的過程，其實就是走向失去。於是，所謂以智慧面對敗壞，就是你面對老和死的態度了。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問題一？二十一歲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談這些嗎？
ＭＭ 2007-09-20
【親愛的安德烈】序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龍應台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沈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沈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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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德烈
親愛的MM：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
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
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份」──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份」。
2007年9月21日 星期五
一張考卷做做看
【文／龍應台】
這是一班通識教育的選修課，學生從大一到碩士生都有，課程名稱是「批判閱讀」。期中時，我給學生的第一次考試，只有一個題目，但是同一個題目分兩階段考。第一階段的試題很簡單：
請仔細閱讀以下文本並提出自己對這個文本的看法。贊成或不贊成都請闡述理由。
《甲申文化宣言》
……文明多樣性是人類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態。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環境和歷史過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斕的人文圖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間相互解讀、辨識、競爭、對話和交融的動力……
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彌隔閡，消彌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或者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形容為不可調和的衝突，甚至認為這種衝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
……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利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反對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歧視，並認為此類行為是反文化的。
華夏56 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分認同……
我們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權、法治、種族平等、國家主權等價值觀。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於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慾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於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我們呼籲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勵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
把學生作答的卷子都收回來；很快地翻一下，果然不出所料，所有的學生都答覆「贊成」，而且努力地試圖演繹《甲申宣言》的立場。「文化多樣」這個標語或概念顯然已經成為非常「政治正確」的主流思想。這個時候再發第二階段的考題：
「政治正確」的東西不一定正確。
請詳細回答下列問題：
A. 「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彌隔閡，消彌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或者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形容為不可調和的衝突，甚至認為這種衝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
1.何謂「狹隘」的民族主義？與「不狹隘」的民族主義差別何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否一定「排斥異質文明」？ 「異質文明」又如何界定？納粹德國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可是並不排斥來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內容和儀式。多少共產國家，從蘇聯到阿爾巴尼亞到越南，曾經既是民族主義者又是國際主義者？或者，有多少國家，有時候是民族主義者，一轉身又是國際主義者？也就是說，當「異質文明」符合「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需時，隨時可以被擁抱，因此，不「排斥異質文明」不一定代表心靈的開放和「文明對話」。請提出你的看法。
2. 「排斥異質文明」是否一定等同「狹隘的民族主義」？近數年來，歐洲國家最大的辯論之一便是，如何對待伊斯蘭文化中某些價值觀，譬如所謂「榮譽處死」。在德國和英國都有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移民婦女被自己的家族殺害，理由是這些婦女違反了某些伊斯蘭的「榮譽」觀，譬如跟不為家族所認可的男性交往。當這些以基督教價值為主流的國家要對加害者進行審判時，爭議的關鍵就是：所謂「榮譽處死」這種「異質文明」，是不是應該被德國或英國這種基督教國家所「排斥」？如果「排斥」這種「異質文明」，是否就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事實上，當歐洲知識分子以「文化相對論」的理由來要求容忍「榮譽處死」這種價值時，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伊斯蘭世界內部的知識分子，很多人認為「榮譽處死」根本不能代表伊斯蘭文化，而是被曲解濫用了。他們認為，歐洲知識分子所謂對「異質文明」的尊重，落實了反而是對伊斯蘭人權的踐踏。請闡述你的立場。 3.你是否也反對「以優劣論文明」？是否也反對「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形容為不可調和的衝突，甚至認為這種衝突將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如果否，請解釋為何文明可以論「優劣」。如果是，請回答以下問題：
a.在崇尚「榮譽處死」和認為「榮譽處死」就是謀殺的兩種文明之中，有沒有「優劣」之分？
b.這是否應該被解釋為兩個「文明」之間的衝突？可不可能， 「榮譽處死」這樣的議題，在伊斯蘭文明內部本身就有爭議和衝突？
c.兩千五百年前，雅典國王在紀念陣亡將士時，敘述雅典價值和斯巴達價值的差異： 「雅典的政府管治尊崇多數而非少數，因此它被稱為民主。在生活領域裏，我們主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們和敵對國的不同更在於，我們是開放的，絕不排斥外國人在本國的學習或觀察機會，即使我們的開放可能遭敵對國利用……在教育上，敵對國從人民在襁褓中就開始殘酷勞其筋骨，我們卻主張個性教育。」請問雅典和斯巴達所代表的兩種「文明」間，是否也沒有「優劣」之分？
d.英籍作家Rushdie 因作品賈禍，被伊朗發出「追殺令」而不得不藏匿多年；丹麥漫畫家作品因為被認為褻瀆伊斯蘭宗教而引起歐洲多國使館被焚；九一一事件引發全球恐怖行動。請問文明之間的衝突可不可能「導致災難性的政治角力和戰爭」？如果這些國際衝突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那麼它是什麼？
B . 「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利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1.請問「傳統文化」由誰來界定？如果是政府，是統治者嗎？如果是民間，是多數族群嗎？是權力階層嗎？譬如中國文化中，經世致用的儒家固屬傳統，主張無為的老莊是不是？即使在儒家思想中，講究君君臣臣的孔子固屬傳統，強調「君為輕，社稷為重」的孟子是不是？漢族的史觀固屬傳統，滿、蒙、回、藏、苗、瑤、維吾爾的史觀算不算？如果「自己的傳統」和「自己的傳統」之間有矛盾時，請問「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這句話如何解釋？如何落實？
2. 誰有權利來決定「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政府嗎？統治者嗎？另外， 「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的選擇依據是什麼？宣言中這句話要如何執行？
3. 誰能代表一個國家裏的全體國民去「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政府嗎？統治者嗎？知識菁英嗎？
C . 「華夏56 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分認同。」
1. 你同意嗎？你有權利不同意嗎？
2. 試界定「海外華人」——是否包括美籍華人或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譬如新加坡人，他們應該把「華夏56 個民族」的中華文化當作「身分認同」嗎？如果是，他們與同國的馬來人如何共處？
3. 這一句陳述，和B 的陳述有無矛盾？
D . 「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於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慾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於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1. 你是否同意此處對「東方品格」的認定？
2. 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論斷？
E . 「我們呼籲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勵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
1. 「焚書坑儒」是秦始皇「積極而有效的文化政策」。「文字獄」的恐嚇與「博學鴻儒」的招安是清朝統治者「積極而有效的文化政策」。納粹和前蘇聯都曾有過「積極而有效的文化政策」，同時，文化政策也是培養人才、提升國民素養的手段。你認為，什麼是政府可以做的，什麼是政府不可以做的？
2. 聯合國從2003 年開始推動「保存及提倡文化多樣性宣言」，在2005 年10 月終於得到154 個會員國的簽署，只有美國和以色列兩個國家投反對票。此「宣言」由加拿大發起，法國主推。加拿大發起之初衷是由於加拿大限制美國雜誌進口，被美國告到聯合國，指控加國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法國則是強烈的「文化特殊主義者，認為文化與其他商品不同，必須受到主權國家的保護，譬如，它用政策手段防堵美國影片進入法國市場。此兩國遂發起《保存及發揚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的連署行動，主要目標在防堵美國文化商品的滲透和壟斷。意即，在「文化多樣性」的背後，其實有極大的商業利益的角力。2005 年聯合國《文化宣言》得勝，支持者宣稱，爾後各國得以不被美國文化霸權所主宰，文化多樣性得以保存。反對者則憂慮，許多國家將以此「宣言」為依據，打�保存「文化多樣性」的旗幟，不讓國際的電影、雜誌、報紙、網路資訊進入國內，剝奪人民和全球同步的知識權，造成統治者意識形態的文化壟斷。
以此國際背景重新閱讀《甲申文化宣言》，請評論其意義所在。做過第二道考卷之後，學生得到「教訓」了，來跟我說：以後知道什麼叫「批判閱讀」了。
歷史課
【文／龍應台】
有一天，和一群來香港留學的德國大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裡，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不重要。一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
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士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瞭解德國觀點之外，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製大砲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佔了上風。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裡，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裡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裡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記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裡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
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為他就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9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 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二十年後，德國和義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
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裡學習耙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
「當然記得，」她說，「因為要做很多的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裡，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記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鎚定音的權威。
開放式的歷史教學，著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不是燙了金的聖經。
「那考試怎麼考呢？」
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答覆的，譬如「試分析俾士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著教科書走，」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年高中，他插進來，「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不像我們在歐洲，著重在大事件、大歷史。」
克力斯說，「那沒辦法，他們只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可以談，所以連什麼『三十年代流行時尚』都可以在歷史課裡討論一整節。」克力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
話題轉到美國去了。克力斯接著，「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譬如說，有一次老師出題，要大家挑選二十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做報告，結果，你知道嗎？有五個人，選的是蝙蝠俠！不可思議，是高三呢。」
大家轟一下笑開了。我忍住笑，說，「美國嘛，大眾文化特別重要。如果是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大家可能選什麼樣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爾、希特勒、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者舒馬克、貝克包爾什麼的，都可能。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蝙蝠俠或超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