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災難和教育的拔河

談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文／龍應台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H. G. Wells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台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裡拿著書──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
查：你為什麼害怕呢？──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欲會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雙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檯燈。存在主義彷彿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

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於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裡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裡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餽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零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鍊。

漫天砲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零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零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裡，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梁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樑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裡，教育的目的──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裡所揭示的：

[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範。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凌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於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裡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 Wells在「歷史大綱」（1920）裡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岐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並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包 (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時代」裡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於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台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

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裡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裡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闊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定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里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里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飢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幹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麼「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台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誌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衝刺。整個賣書區，瀰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裡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資訊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誌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裡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沈的船上，去搶電影院裡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裡，缺乏宏觀與深沈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衝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裡，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裡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侷限於「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範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
• 兒童權益國際財政
• 沙漠化自然災害
• 教育 和平促進
• 環境 脫離貧窮
• 食物安全國際難民
• 性別平權稻米與農業政策
• 農村發展都市化問題
• 全球健康志工
• 愛滋病 水資源
• 人權 政府管治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
2. 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
3. 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分是貧窮地區的人民。
4. 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續惡化中。
5. 百分之二十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
6. 沙漠化帶給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工，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字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愛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
自從一種抗愛滋的新藥（ARV）問世之後，北美洲的愛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藥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金，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發展出製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藥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藥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作法卻違背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藥的智慧財產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藥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衝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對於貧窮問題，學生所學的基本常識是，全球有七億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兩百萬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或飢餓而死亡。但同時，全球其實有足夠的糧食生產，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三千五百卡的熱量分配。所以人間有飢饉，並不因為糧食不足，而因為糧食的運輸和分配有致命的問題。
國際樂施會的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字是這樣的：

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裡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裡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點是，它不止於知識層面而強調參與和行動。譬如咖啡的生產和供銷過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因此樂施會固然對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出要求：
──協助咖啡農生產多元化，減低對咖啡的依賴性
──發達國家減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增加農民的選擇；資助農村發展，給予農民在資金與技術的支援，逐步發展其他生產
同時對咖啡貿易商施加壓力，要求歐美貿易商：
──以一個合理的價格（高於成本，並可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向農民訂購咖啡豆
──應與農民訂下長期合約，以免農民受短期價格不穩而無法維持農田的生產水準
──協助農民改善農產品質素，加強咖啡生產的可持續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採取行動：
──購買公平貿易貨品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貿易貨品，以供選擇
──參與消費者運動，向企業提出全球公民的關注點和要求
這些先進國家在進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本土「愛國教育」，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都不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於大學而始於小學。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國際樂施會對「全球公民意識」下這樣的定義：
全球公民意識不僅只是自覺我們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強調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深切認識到人類需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體會到地球的不可替代並且以行動去保障它永續的未來。
全球公民意識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種人生觀，一種信仰──堅信行動可以帶來實質改變。

我們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
──他的關照面超過他的本土而且自覺是全球一員。
──他尊重多元的價值。
──他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的關連與運作有所瞭解。
──他對不公不義的事會感到憤怒。
──他會參與，不論是當地的或國際的事務。
──他願意以實際行動來為地球的永續努力，他對人類社區的未來有責任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鴻堡分校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唸一段誓詞：「在選擇工作或服務機構時，我務必考慮該項工作及所服務機搆是否承擔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擬出另一個版本的大學生誓詞：
我承諾將致力於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應用必須以社會責任為念。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量。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做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拼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如果台灣的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可以怎樣地自我要求呢？

第一，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釐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台灣在民主開放之後，對社會最大的挑暫毋寧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與白之間，出現眾多層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更凸顯一個事實：沒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個方向走，就是沈淪。

第二，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反比台灣的狀況，不免驚駭。三十五年的國際孤立，台灣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區之外，集體自覺邊緣，全球意識難以建立。政府決策者以鎖國心態治國，媒體業者以一種病態的內視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國際孤兒處境有關。在火熱的、短線的政治權力鬥毆裡，真正重大、攸關未來的議題很容易被認為空泛、遙遠、不切實際。

可是，我不認為列強在中亞儲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縱橫捭闔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伊朗的核武發展與台灣的安全無關；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人權的態度與台灣的未來無關；我不認為北極的冰山暖化與台灣的生存無關；我不認為全球水資源的匱乏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新疆的民族衝突與台灣的處境無關；我不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不會影響到台灣的地位。。。

我不認為台灣可以在孤立的心態中繼續存活。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心態封閉的社會裡，台灣的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部長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無能而混亂的政府，越過低智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第三，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裡，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台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台灣人遠遠走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先鋒。只不過關懷的範圍大多侷限於島內議題，很少對於全球的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第四，品格的培養。 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
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裡，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擅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毛澤東嗎？今天的台灣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有痛楚的體會：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裡沒有一個指導的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思辨能力、知識、行動力等等，都是闖蕩開拓的動力，但是沒有一條船可以沒有錨。品格，就是錨。沒有錨的船將隨風勢飄盪不知所終，沒有品格的人才也會使社會暗夜盲行，邁向觸礁沈淪。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鍊、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沙特所說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沙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物換星移，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仍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只是範圍提升至全球，而且更為迫切。

今天掌權的都是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零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值得參考網站及書籍：
http://www.gapminder.org
http://www.citizenship.global.org.uk
http://www.globaleduc.org
http://www.oxfam.org
http://www.cyberschool.oxfam.org.hk
http://www.iyfnet.org
http://www.youthactionnet.org/quizzes/global_citizenship.cfm
http://www.globalissues.org
Smith, David J. If the World Were a Village: A Book About the World’s People. New York, Kids Can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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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思沙龍第十七講】公開的一堂課

公開的一堂課

－－【成果發表】與【閱讀沙龍】

何謂知識力

由沙龍同學談談看

我們應該關注怎樣的國際？

讓沈默的世代交流

兩代人用36封家書

在衝突中切磋生活理念

別讓思想在無限小的瞬間消逝

透過對話激蕩熱情

這一夜，讓我們打開眼睛

活動流程

19：30 – 21：00 清華思沙龍本學期成果發表
龍應台講評

21：00 – 22：00 閱讀沙龍（open end）

書目：《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龍應台答客問

活動資訊

時間：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晚上七點半（七點開放入場）
地點：清華大學蘇格拉底二手書咖啡店
電話報名：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42407)
傳真報名：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路報名：http://registrano.com/event/show/15e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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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一堂課】1217成果發表

當2007年已經接近結束，清華思沙龍這學期的活動也將告一段落。

在12月17日這一天，我們將內部的課程移到蘇格拉底，與各位思想者一同分享，清華思沙龍在這一學期中努力的成果；當然，也包含了龍應台老師的閱讀沙龍，談她的新書《親愛的安德烈》。

這堂課，就分成「成果發表」與「閱讀沙龍」兩部分。

閱讀沙龍的部分，各位可以參考部落格內的其他文章，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為各位介紹，我們將怎麼進行「成果發表」，以及它到底是什麼。

首先是議題報告，這將會由沙龍同學們組織小組，選定一個關於「世界公民」、「國際觀」有關的題目，進行約十分鐘的口頭報告。報告的目的，在於討論「我們應該要關心什麼？」，並以思沙龍的方式企劃一場講座－－也就是，記錄片與沙龍討論的方式。

再來，報告完之後，龍應台老師將擔任講評人的工作。她將對同學的報告提出批評與分析，並做最嚴厲的關於報告的要求。她總認為，這是台灣教育所好好教學生的，但歐洲小朋友很早就開始學了。（對我們而言，這部分向來是很大的壓力...但總能學到些什麼。）

然後，我們在活動後，也會從這些議題中，挑選出我們認為特別重要、值得一談的題目，作為將來沙龍講座的議題。

因此，這個成果發表會是本學期的尾聲，更是下學期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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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安德烈－－天下雜誌拍攝的影片

各位在參加1217的閱讀沙龍之前，
可以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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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世界人權日》國際人權議題 大學生不該冷漠

【聯合報系校園特約記者蔡佳妤／新竹報導】

古巴的關達那摩、被放逐的人權孤島，似乎距離台灣的大學生很遙遠。日前龍應台創辦的「清華思想沙龍」以人權死角－關達那摩為題，告訴大學生：國際人權問題，我們都該關心。

這場演講以紀錄片「通往關達那摩之路」開場，描寫四名英國回教徒，為了婚禮前往阿富汗，卻遇上美國對阿富汗發動戰爭，遭美軍逮捕送往古巴關達那摩監獄。在獄中他們重覆受到「有罪假設」的逼供和刑求。其中三人後來幸運獲釋，在片中現身訴說當時經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張鐵志現場講解。他說，美國在一般人印象中是民主、自由的堡壘，但背後卻有黑暗面。911事件後，美國開始將戰俘關到關達那摩監獄，囚犯受到非人道待遇。在這塊法外之地，有上百名未受正式審判、無故被監禁多年的囚犯。

張鐵志說，世界上有許多政府對人權的壓迫，都是藉愛國、國家利益之名進行迫害；例如二戰時美國將境內日本人集中管理、台灣戒嚴時期壓制言論自由等。他擔心的是，藍綠政黨未來是否也有可能以國家名義，限制人民基本人權？

國際上許多人權組織譴責美國的行為，而台灣卻甚少著墨，即使是中國大陸對人權的壓迫，也少有關心。張鐵志認為，我們應多關心各種國際議題，勿以善小而不為。

台下聽眾除了清大學生，還有交大、新竹高中的學生和校外人士。大家在熱烈討論後，大家也對國際人權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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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關達那摩之路】系列整理

一、「透視人權死角」活動宣傳稿：了解當期活動在做什麼。

二、「透視人權死角」新聞稿：歡迎轉發。

三、簡介世界人權日：我們把活動辦在12月10日的理由，以及世界人權日的由來。

四、導演專訪：了解我們要播放的記錄片【往關達那摩之路】。

五、張鐵志的聲音與憤怒：了解我們的講者張鐵志。

六、美國對暴虐行為的政策損害全球的人權【人權觀察】：我們之所以關注這個議題的理由。

七、另外的參考資料：
　1. 國際重要人權公約與宣言發佈年表
　2. 國際重要人權組織成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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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安德烈】人生詰問

【選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三十三封信】

親愛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買了一個新手機。在櫃檯邊，售貨員小伙子問我「您在找什麼樣的手機」，你知道我的答覆嗎？
我說，「什麼複雜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練地拿出一個三星牌的往檯上一擱，說，「這個字最大！」

很顯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組反問，真把我嚇到了。這些問題，都是一般人不會問的問題，怕冒犯了對方。

反問一：

你怎麼面對自己的「老」？我是說，做為一個有名的作家，漸漸接近六十歲──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還有什麼？

我每兩三個禮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親。八十四歲的她，一見到我就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她很高興。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更高興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兒，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帶她吃館子，給她買新衣新鞋，過街緊緊牽著她的手。可是，我去對面小店買份報紙再回到她身邊，她看見我時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開心地笑。

她簡直就是我的「老人學」的power point示範演出，我對「老」這課題，因此有了啟蒙，觀察敏銳了。我無處不看見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長長藥盒子打開，一列顏色繽紛的藥片。白的，讓他不暈眩跌倒。黃的，讓他不便祕。藍的，讓他關節不痛。紅的，保證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殺。粉紅的，讓他睡覺……。

老英雄，九十歲了，在紀念會上演講，人們要知道他當年在叢林裡作戰的勇敢事蹟。他顫顫巍巍地站起來，拿著麥克風的手有點抖，他說，「老，有三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健忘，第二個跟第三個──我忘了。」

他的幽默贏來哄堂大笑。然後他開始講一九四○年的事蹟，講著講著，十五分鐘的致詞變成二十五分鐘，後排的人開始溜走，三十五分鐘時，中排的人開始把椅子轉來轉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臉上布滿褐斑，身上有多種裝備，不是年輕時的手槍、刺刀、竊聽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鏡、助聽器，外加一個替換骨盆和柺杖。

老人，上樓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還是要下。

老人，不說話時，嘴裡也可能發出像咖啡機煮滾噴氣的聲音。

老人，不吃東西時，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動，做吸食狀。

老人，不傷心時也流眼淚，可能眼屎多於眼淚。

老人，永遠餓了吃不下，累了睡不著，坐下去站不起來，站起來忘了去哪，不記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記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還好「皺紋」是不痛的，否則……。

我怎麼面對自己之將老，安德烈？

我已經開始了，親愛的。我坐在電腦前寫字，突然想給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見昨天的報紙攤開在地板上，彎身撿報紙，拿到垃圾箱丟掉，回到電腦邊，繼續寫作，隱隱覺得，好像剛剛有件事……，可是總想不起來。

於是你想用「智慧」來處理「老」。

「老」，其實就是一個敗壞的過程，你如何用智慧去處理敗壞？安德烈，你問我的問題，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問啊，我對這終極的問題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開始去思索個人的敗壞處理技術問題，譬如昏迷時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氣切插管，譬如自身遺體的處置方式。這些處理，你大概都會在現場吧──要麻煩你了，親愛的安德烈。

反問二：
你是個經常在鎂光燈下的人。死了以後，你會希望人們怎麼記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的人怎麼記得：一、你的讀者；二、你的國人；三、我。

怎麼被讀者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國人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你，和菲力普，記得？

安德烈，想像一場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力普到了一個小木屋裡，屋裡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個室內，溫暖了你們的胸膛。第二天，你們天亮時繼續上路，充滿了勇氣和力量。柴火其實已經滅了，你們帶著走、永不磨滅的，是心中的熱度和光，去面對前頭的冰霜路。誰需要記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嘗在乎你們怎麼記得它呢？

可是我知道你們會記得，就如同我記得我逝去的父親。有一天，你也許走在倫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來攘往的流動，也許是一陣孩子的笑聲飄來，也許是一株紫荊開滿了粉色的花朵在風裡搖曳，你突然想起我來，腳步慢下來，又然後匆匆趕往你的會議。那時，我化入虛空已久。遺憾的是，不能像童話一樣，真的變成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你們的後來。

可是，果真所有有愛的人都變成了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哇，恐怖啊。不是正因為有最終的滅絕，生命和愛，才如此珍貴，你說呢？

再這樣寫下去，就要被你列入「Kitsch十大」排行榜了。

反問三：

人生裡最讓你懊惱、後悔的一件事是什麼？哪一件事，或者決定，你但願能重頭來起？

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嗎，象棋裡頭我覺得最「奧祕」的遊戲規則，就是「卒」。卒子一過河，就沒有回頭的路。人生中一個決定牽動另一個決定，一個偶然注定另一個偶然，因此偶然從來不是偶然，一條路勢必走向下一條路，回不了頭。我發現，人生中所有的決定，其實都是過了河的「卒」。

反問四：

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頓的，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

對不起，你每一次抽煙，我都這麼想。

反問五：

你怎麼應付人們對你的期許？人們總是期待你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獨特見解。可是，也許你心裡覺得：「老天爺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實很想淘氣胡鬧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麼面對人家總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這個現實？

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讚美我的同時，總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機會學習如何「寵辱不驚」。至於人們的「期待」，那是一種你自己必須學會去「抵禦」的東西，因為那個東西是最容易把你綁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說話，傻就不假裝聰明。你現在明白為何我推掉幾乎所有的演講、座談、上電視的邀請吧？我本來就沒那麼多知識和智慧可以天天去講。

反問六：

這世界你最尊敬誰？給一個沒名的，一個有名的。

沒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貧濟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實驗室裡默默工作的科學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強權堅持記載歷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貧病交迫仍堅定把孩子養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眾鼓譟中仍舊維持獨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願意跟別人分享最後一根蠟燭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勵謊言的時代裡仍然選擇誠實過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權力卻仍舊能跪下來親吻貧民的腳趾頭的人……。

有名的？無法作答。從司馬遷到司賓諾沙，從蘇格拉底到甘地，從華盛頓到福澤諭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說還活著的，你知道我還是梁朝偉的粉絲呢。

反問七：

如果你能搭「時間穿梭器」到另一個時間裡去，你想去哪裡？未來，還是過去？為什麼？

好，我想去「過去」，去看孔子時期的中國，而那也正是蘇格拉底時期的歐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純粹的星空下是如何作出偉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過的國家，去穿每一條巷子，聽每一戶人家從廚房傳出來的語音，看每一場國君和謀士的會談；我想在蘇格拉底監獄的現場，聽他和學生及友人的對話，觀察廣場上參政者和公民的辯論，出席每一場露天劇場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沒有科技沒有燈光的土地上，在素樸原型的天和地之間，人，怎麼做愛、怎麼生產、怎麼辯論、怎麼思索、怎麼超越自我、怎麼創造文明

但是，我也想到未來，到二○三○年，那時你四十五歲，弟弟四十一歲。我想偷看一下，看你們是否幸福。
但是，還是不要比較好。我將──不敢看。

反問八：

你恐懼什麼？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懼吧？我恐懼失去所愛。你們小的時候，放學時若不準時到家，我就幻想你們是否被人綁走或者被車子撞倒。你們長大了，我害怕你們得憂鬱症或吸毒或者飛機掉下來。

我恐懼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賞月、能飲酒、能作文、能會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記憶、能堅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為、能愛。每一樣都是能力，每一種能力，都是可以瞬間失去的。

顯然我恐懼失去。

而生命敗壞的過程，其實就是走向失去。於是，所謂以智慧面對敗壞，就是你面對老和死的態度了。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問題一？二十一歲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談這些嗎？

ＭＭ　200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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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安德烈】序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龍應台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沈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沈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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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德烈

親愛的MM：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

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

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份」──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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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暴虐行為的政策損害全球的人權【人權觀察】

（華盛頓，2006年1月18日電）人權觀察在今天新發表的一份全球考察報告中指出，在2005年裏顯示的新證據說明暴虐和苛待的手段一直是布希政府用來打擊恐怖主義的策略之一，而此策略損害了全球性的人權防衛工作。

在這本長達532頁的全球考察報告之中，介紹一文指出，證據顯示虐待性的拷問行為不只是幾名低階級士兵的惡行，而是高級美國軍官有意識進行的策略。而這政策限制了華盛頓說服或強制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法的能力。

人權觀察執行長羅思(Kenneth Roth)指出，“打擊恐怖主義是人權事業的核心。但是對恐怖嫌疑犯使用非法的手段不但是一大錯誤而且還造成了反效果！”

羅思說非法手段的使用加速了恐怖成員的吸收，削弱了公眾反恐的力量，並且製造了大量無法起訴的囚犯。

美國的盟友，如英國和加拿大，企圖損害重要的國際保護法的行為使得人權維護缺乏領導的情況更加惡劣。英國試圖把嫌犯交給極可能虐待他們的政府，雖然這些政府保證給於他們良好的待遇，但是這些擔保不具任何意義。而加拿大試圖淡化一個禁止非自願性失蹤的新條約。歐盟則繼續將人權置於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之下，如俄羅斯，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因為這些國家被視為有利於打擊恐怖主義。許多國家--其中包括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中國--利用“反恐戰爭”為藉口來攻擊他們政治上的敵對者，給他們扣上“伊斯蘭恐怖份子”的大帽子。

人權觀察記載了許多在反恐戰爭範圍之外的嚴重暴虐事件。烏茲別克斯坦政府五月在集延市屠殺幾百名的示威民眾；蘇丹政府在西部的達爾富爾進行的行動結合了“種族滅絕”的行為；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及車臣境內不斷報有殘暴的事件。嚴重的鎮壓行動仍在緬甸，北韓，土庫曼斯坦，及中國的西藏和新疆裏持續進行，而敘利亞和越南繼續對公民社會執行嚴厲的控制，辛巴威則進行大規模的，擁有政治意義的強制驅逐行動。

然而在緬甸和北韓仍可見到西方國家在人權維護方面所做的正面努力。發展中的國家也扮演了一個積極正面的角色：在尼泊爾國王對民主人士出擊的一事發生後，印度暫停對該國大部分的軍事援助，東南亞國家聯盟強逼緬甸放棄其2006年的主席職位，原因是該國的人權紀錄十分惡劣。墨西哥領先說服聯合國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保持一名人權保護的專員。吉爾吉斯坦抗拒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強大壓力，在安集延市屠殺事件中援救了439名的難民，而羅馬尼亞也給他們提供了暫時的避難所。

西方國家缺乏領導的情況有時也讓俄羅斯和中國在與他國建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聯盟時忽略了人權問題。

在全球考察報告的介紹篇中，羅思寫道，在2005年美國對囚犯的苛待很明顯不能只歸咎於培訓，紀律或監督的疏忽，也不能只籠統地歸罪於“少數的壞種子”，這其實反映了上層領導有意識的政策選擇。

羅思還寫，證明這個政策是有意的證據包括布希總統威脅將否決禁止“殘酷，非人道和羞辱待遇”的法案，以及副總統迪克•切尼企圖免除中央情報局的法律責任。除此外，司法部長阿爾伯托•崗薩雷斯宣稱美國可以苛待其囚犯只要他們是拘押在美國領土以外的非美籍人士，而同時中央情報局的局長波特•戈斯則甚至聲稱追溯到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的一種酷刑“水囚刑”(waterboarding) 不過是一種“專業上的審問技巧”。

羅思說：「使用酷刑和苛待的責任已不能再以職夜班的低階級士兵所行的不幸事件為藉口搪塞過去了。布希政府必須指定一名特別的檢察官來審查這些暴虐事件，而在同時國會應設立一個獨立的，兩黨的審查小組來調查這些案件」。

人權觀察2006年的全球考察報告包含對70多個國家在2005年裏的人權發展所做的勘察資訊。除了談論酷刑的介紹篇外，該報告還包含其他兩篇文章：“私人公司與公眾利益：為什麼企業團體應該迎接全球人權法則”以及“預防愛滋病毒　愛滋病進一步的傳播：人權的重要角色”。

資料來源:人權觀察中文網站http://www.hrw.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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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關達那摩之路」導演專訪

【撰稿/Susan Stone】

德國媒體Spiegel Online記者在本週柏林影展後台訪問到Michael Winterbottom與聯合導演Mat Whitecross。

SPIEGEL ONLINE：是什麼原因促使你拍這部電影？

Whitecross：吸引我們拍這部電影的是之前閱讀到的一篇他們口述這段事件的英國報導，描述的事蹟令人難以置信，所有有違常理的事件元素都確切的呈現在這個事件裡，彷彿一段驚奇的冒險故事變成來自地獄的惡夢旅程！
　　　　　
Winterbottom：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故事－－一群平凡人的離奇境遇，經由他們的口述，讓我們不禁想嘗試在電影中呈現出來。不過我們不是要拍一部政治電影，所以我們不討論政治，也不攻擊任何人，只是陳述他們的故事。關塔那摩監獄建在美國是違法的，建在古巴才可以規避法令，所以這個地方是合法的黑洞，沒有法律保障的依靠，根本就是個夢靨之地，如果你看到了他們三人在那裡的故事，也會提醒你，至今仍有五百人被拘留在當地，這些人不是瘋狂的恐怖份子，他們就像一般人一樣擁有同等的權利。在拘留營大門上的提詞寫著「捍衛自由的榮耀之地」，但卻在沒有公義審判的基礎下就把人關起來，算什麼捍衛自由？

SPIEGEL ONLINE：片中，你們結合面談、新聞畫面及重演情境等表現方式，你們是否擔心觀眾無法分辨什麼是真實？什麼是演出？

Winterbottom：我們不外乎盡可能尋找一個最好、最有效的敘述方式，將當事人真實的呈現在鏡頭前似乎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第一次見到他們時，他們出乎意料的以從容的方式講述這段事件，就像其他到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旅者一般，他們談論著腹瀉及不衛生的食物，不欲表達任何政治觀點，或將此事件放在政治脈絡下。只說：“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你將於開始時、與那群天真的年輕人一起到巴基斯坦參加婚禮，但他們最後被當成像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恐怖份子關在關達那摩監獄中！
　　　
SPIEGEL ONLINE：電影中，你們拍出美軍虐待囚犯的情況，是否試圖將美國妖魔化？

Whitecross：我們僅希望重現這群男孩所陳述的，而事實上大部份的監獄守衛都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監禁他們，這確實為他們當時的境遇，當然，不可否認的，仍舊有守衛以合乎人性尊嚴的方式對待他們。

Winterbottom：這不是一部反美的電影，美國也有很多可取之處，很多美國人也都反對關塔那摩的情況，因此如果你把支持關閉塔那摩監獄和反美情結畫上等號的話，那就太瘋狂了！

SPIEGEL ONLINE
：這部片會在美國放映嗎？

Winterbottom：我們希望可以。這部片是英國出資，我們把它帶到柏林影展曝光，希望能宣傳到世界各國去。當然我們更希望賣到美國去，畢竟到頭來能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的只有美國政府，如果在美國有越多人看到這部片，就有越多人反對關塔那摩監獄，關閉的日子才會越快到來。

SPIEGEL ONLINE：很多人都同意關塔那摩那樣的機構是無法被接受的，但你覺得美國政府應該如何處理這些有第三身分的「敵方戰員」？

Winterbottom：什麼是「敵方戰鬥人員」？我認為使用這個詞彙是過去這些年來最恐怖的事情之一，我甚至覺得如此命名的方式是故意要教唆人們做出他們平常不會做的事。發生在阿富汗的戰爭，卻要稱它「反恐戰爭」，那代表什麼？如果發生在過去，這些人只會是戰俘，戰爭結束後，他們就該已經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但是換成這樣的詞彙後，就代表著每個人要在沒有經過審判的程序下被拘留四年。

資料來源：Spiegel Online國際版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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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人權組織成立年表

1839年　保護人權反奴役協會由1839年英國的反奴役協會和1909年保護土著居民協會合併而成；旨在消除包括強制勞動在內的所有奴隸制形式。

1919年　國際勞工組織作為與國際聯盟有關係的一個獨立機構於1919年4月11日成立的。現在，國際勞工組織是作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存在，其與聯合國的關係以條約的形式加以確認。

1946年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是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依據《人權憲章》第68條的規定，於1946年2月設立，是聯合國處理一切有關人權事項的主要機構。

1947年　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據經社理事會1946年6月的直接授權，由人權委員會在1947年的第一屆會議上設立。

1950年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成立宗旨是領導和協調世界範圍內保護難民和解決難民問題的國際行動。主要目的是保護難民的權利和福祉。成立日期1950年12月14日。

1961年　國際特赦組織5月28日，英國律師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在英國倫敦的報紙「觀察者」投書發表「被遺忘的囚犯」一文，發起「1961年特赦呼籲（Appeal for Amnesty '61）」的聲援活動為其起源；並於７月召開第一屆世界志工會議。

1970年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根據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設立的負責監測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的情況的條約機構。

1976年　人權事務委員會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8條設立的監督公約執行情況的條約機構。該機構的職能與《公約》本身的實施制度相聯繫。

1978年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它依靠世界範圍內的私人和基金會捐助而工作，不接受政府的直接或間接資助。

1982年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為聯合國專門組織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7條於1982年設立。

1987年　禁止酷刑委員會根據《禁止酷刑公約》設立，以監督該公約的執行。

1990年　兒童權利委員會根據《兒童權利公約》設立，以監督該公約的執行。除審查來自政府和其他來源的報告及資訊外，委員會還發表對有關規定的一般性意見，或主持有關的公眾討論。

2006年　人權理事會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3月14日以170票支持、4票反對和3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建立人權理事會取代人權委員會。

以上資料參考自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中心網站及聯合國大會文件中心
http://www.hrol.org/hrfile/index.php http://www.un.org/chinese/documents/g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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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人權公約與宣言發佈年表

1215年
大憲章
英國開創之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先於國家組織之前。

1776年
獨立宣言
美國獨立時所發表，成為日後民主的普世價值。

1789年
人權宣言
法國國民議會通過，宣佈人權是神聖而不可侵犯。

1864年
日內瓦公約
8月22日於日內瓦訂定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

1948年
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聯合國大會批准，1951年1月12日生效。

1948年
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大會12月10日決議通過並宣佈，成為日後國際人
權公約及其他聯合國條約的出發點。1950年遂以12月10日為人權紀念日。

1949年
日內瓦公約
8月12日擴充為四項公約。內容要求尊重及保護武裝部隊傷
病者，以及戰俘和平民應受到的人道待遇。

1950年
歐洲人權公約
11月4日於羅馬簽署保障歐洲理事會國家權利和自由。

1951年
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約
6月21日國際勞工大會通過。

1960年
取締教育歧視公約
由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於12月14日通過，目的
在於宣告人人皆有平等接受教育之權利。　

1963年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
11月20日於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69年1月4日生效。

1966年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於1976年1月3日生效；確認此類權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嚴。

1966年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於1976年3月23日生效；確認此類權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嚴。

1968年
德黑蘭宣言
5月13日於德黑蘭國際人權會議宣佈，目的在於檢查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二十年以來所獲進展，並擬訂未來方案。

1969年
美洲人權公約
於11月22日美洲國家間人權特別會議通過。旨在建立美洲以個人基本權利為基礎之自由與社會正義制度

1973年
禁止並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
11月3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76年7月18日生效。

1979年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81年9月3日生效。

1981年
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
6月28日由非洲統一組織通過。
重申從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及其他危害人權之負面因素。

1984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於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987年6月27日生效。

1986年
發展權利宣言
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會議通過，目的為表示發展權利是不可剝奪的人權。發展機會均等是國家及個人一項特有權利。

1989年
兒童權利公約
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於1990年9月2日生效。

1998年
亞洲人權憲章
5月17日發表於南韓，目的是確保亞洲人民及後世能得到
和平與正義。

以上資料參考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中心網站及聯合國大會文件中心　
http://www.hrol.org/hrfile/index.php http://www.un.org/chinese/documents/g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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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錄】張鐵志的聲音與憤怒

引用至：中時部落格-部落格新聞

張鐵志的部落格跟他的社會身分一樣難以歸類。他在紐約念政治學博士，他可以寫一手優美的散文，也可以犀利的政治與文化評論，而更多人對他的認識是一個著名的音樂評論家。

2004 年他出版了一本「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結合他上述的各種專長：用詩意的文字書寫搖滾樂的精神，用他的政治學專業分析各種搖滾樂曾經試圖改變的政治和社會事件，不論是反戰還是反全球化。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樣一本嚴肅的書會成為台灣本土作者撰寫音樂書中最暢銷的（誠品閱讀 2004 年年度報告說超過一萬冊），更獲得聯合報讀書人選為年度十大好書和各大媒體推薦。現在已經是一本台灣音樂論述的經典，這也因此成為他的部落格的名字：聲音與憤怒。

這本書帶來許多專欄的邀約。他曾經同時在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的民意論壇寫專欄；目前他的手邊還有三個專欄，包括報紙副刊、文學雜誌和一個政治新聞雜誌。

而這些不同題材、寫作風格的文章都放在他的部落格Sounds and Fury 中。除了這些刊登過的文章以外，他的部落格還提供了很多關於美國政經、文化、和音樂的資訊與討論。因此，他的部落格除了是音樂文藝青年必讀，也有不少是只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有興趣的人。雖然在部落格上的文章題材很多，但是精神是一致的：progressive politics, alternative culture （進步政治、另翼文化）是他寫在 banner 上的一句話。

部落格的成立是在2005 年一月開始的。至於成立部落格的動機，張鐵志說，是因為覺得有些自 己覺得還不錯的文章登在某些媒體上，但朋友們不一定會去看那些媒體，所以不如把文章都收在自己的網站上，讓對他的文字有興趣的朋友和讀者們可以一網打盡。

因為來訪讀者不一定對這裡所有議題有興趣，他也曾經想過是否要做成兩個部落格，一個以文化和音樂為主，一個以政經和學術為主，但是後來想想他就是希望關心音樂的朋友也可以關心政治，然後關心政治和學術的人可以對搖滾樂文化更理解，所以還是維持一個部落格比較好。

部落格對他的作品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張鐵志說，把已經登在媒體上的文章放在部落格上，可以發揮一個部落格的好處：激起更多對話與討論，因此可以讓他重新檢視自己在作品中的想法，事實上他得到的迴響也出乎意料，許多從來接觸不到的海外華人或者大陸網友他都能透過對話。

已經有不少出版社想要繼續找他出書，可是他擔不擔心這些文章在網路上登過就沒人看呢？他笑說，不會擔心。因為等到這些文章要出書時，他都會把部落格上這些討論吸納進去，重新改寫這些文章。所以應該都會有新意。

對張鐵志來說，他寫作的目標就是是希望更多人關心社會的改造，更具體來說，就是一個「進步政治和另翼文化」，而不論是印刷媒體或是部落格，都只是他交叉運用的武器。

張鐵志跟網友對話互動相當頻繁，甚至有身為編輯的網友相當喜愛他的文章而跟他約稿，目前他在許多地方甚至北京的刊物上都有撰稿，可見得好的內容是可以跨地域的，而他也歡迎部落格讀者到紐約跟他喝杯咖啡，一起討論有趣的各種文化問題。

個人部落格：http://blog.yam.com/SoundsandFury/

採訪、撰文／徐挺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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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透視人權死角

在「世界人權日」反思「關達那摩」
清華思沙龍邀您討論反恐與人權

美國二零零一年遭遇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展開一連串的「反恐戰爭」。在古巴南端關達那摩灣拘禁恐怖攻擊嫌疑犯的海軍基地，至今曾傳出數起駭人聽聞的虐囚案。在十二月十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訂定的世界人權日，晚上七點於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藉由嘗試重建歷史場景的紀錄片《通往關達那摩之路》來探討在反恐大旗下的人權問題。

關達拿摩美軍基地（Guantánamo Bay Naval Base）位於古巴東南方，二十世紀初期即為美國海軍佔據使用，是唯一一個在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地區的美軍基地，美國藉由美西戰爭後1903年所簽訂的租約，控制整個關達那摩地域南部兩側，目前的古巴政府不承認認美國海軍對關達那摩島上的使用權。2002年開始，關達那摩島上的海軍基地設立了軍事監獄，專門囚禁疑似恐怖分子的人物，一直到2006年7月11日之前，布希政府仍堅持這些拘留犯並未受到日內瓦條約的人權保障。

《通往關達那摩之路》描寫三名曾被囚禁在關達那摩的英國回教徒，冤獄兩年後獲無罪釋放的的真實故事。Asif一行四人為了Asif的婚禮前往阿富汗，恰遇上美國對阿富汗發動戰爭，遭美軍逮捕送往古巴關達那摩監獄。在此期間重複受到美軍在「有罪假設」下近乎逼供的循環偵訊以及肢體暴力。他們是相對幸運的受害者，有許多嫌疑犯至今仍未獲釋放。對於關達那摩的囚犯，美軍是否正如基地外的告示牌：「我們是在捍衛自由」？我們又是否有權力說出：「為了保護大多數的人，少數人的人權應該被犧牲」？

清華思沙龍這次邀請到深入研究全球政治體系，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的年輕講者張鐵志先生，在政治研究外，過去幾年也從事政治與文化評論、音樂論述與散文等寫作，作品現於各大報論壇。希望在抒情書寫與批判分析間、在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間、在思想與實踐間找到平衡。2004年出版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獲選為該年十大好書。

放映紀錄片：【通往關達那摩之路（The Road to Guantanamo）】
講者：張鐵志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廳
時間：2007年12月10日星期一19：00（18：30開放報名者入場）
報名電話：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42407）
報名傳真：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頁：http：//NTHUthinkers.blogspot.com

新聞連絡人：林立
電話：0935-592915
電郵：allenlinl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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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

聯合國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並定每年的12月10日為國際人權日。

受到該世界人權宣言的啟示，聯合國在1966年制定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目的在進一步闡明並執行宣言所揭示之各項人權精神。

該二盟約加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任擇議定書與「世界人權宣言」合稱「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為國際間最重要之人權典章。

節錄【世界人權宣言】序言如下：

世界人權宣言

序言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鑒於有必要促進各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鑒於各聯合國國家的人民已在聯合國憲章中重申他們對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並決心促成較大自由中的社會進步和生活水準的改善，

鑒於各會員國業已誓願同聯合國合作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鑒於對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普遍瞭解對於這個誓願的充分實現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現在，
大會，
發佈這一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以期每一個人和社會機構經常銘念本宣言，努力通過教誨和教育促進對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並通過國家的和國際的漸進措施，使這些權利和自由在各會員國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轄下領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和遵行。

世界人權宣言全文：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udh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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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思沙龍第十六講】透視人權死角

古巴東南端的關達那摩

關押恐怖攻擊嫌犯的溽暑監獄

未經司法程序的刑求與逼供

曝曬在烈日下的人權

流放在美國憲法之外

反恐的正義走到了末路？

清華思沙龍邀您一同透視人權死角

19：00 – 20：00 紀錄片放映
【通往關達那摩之路 (Road To Guantanamo)】

20：00 – 20：30 張鐵志 演講

• 張鐵志先生
  
• 政治及文化評論者
• 著有「聲音與憤怒」、「反叛的凝視」等書
• 張鐵志部落格：Sounds and Fury
  

20：30 – 21：30 沙龍討論

• 時間：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星期一，晚上七點（六點半開放入場）
•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 電話報名：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42407)
• 傳真報名：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 網路報名：http://registrano.com/event/show/7ee9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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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香港】討論串

各位思想者們大家好，在參與完今天晚上的【透視香港－－未完成的去殖民工程】沙龍講座以後，您是否有想與大家分享的想法或是疑問呢？（我們將會把有意思的疑問通知今日的講者－－黃毓民教授）

歡迎您在此討論串之下，和我們一同繼續關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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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更新公告

各位清華思沙龍的老朋友、新朋友：

感謝各位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

陸續的，我不斷收到沙龍朋友們的來信，給我一點方向和良好的建議。除了感動，我也想一一將這些方向和建議實現。

這一次，作了一些互動性的更新。（如果您想了解是什麼更新，請點選繼續閱讀）

一、思潮佈告欄
您可以拿來作為留言版、討論區、發表意見之用，和線上的所有朋友分享、交流。

二、線上人數顯示
您可以知道現在究竟有多少人在和您一同瀏覽本部落格。

三、RSS訂閱
您可以點選左下角的橘色電波按鈕，用您的RSS瀏覽器訂閱本部落格。

四、電子郵件訂閱RSS
如果您不會或不想使用RSS訂閱，您也可以由電子報的形式訂閱本部落格。

這些功能希望您喜歡，也歡迎善加利用。當然，我更需要您的建議。

希望您能繼續支持清華思沙龍。

　　主編 洪偉 敬上
　　電子郵件：wayne93024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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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思沙龍第十五講】透視香港

透視香港

－－未完成的去殖民工程？！

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

十年的中國「回歸」

香港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什麼變化？

他愛英國的文明和文化

還是憎惡它的帝國傲慢？

他愛中國的民族還是排斥它的集權政體？

在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英國之間

他是否有香港的「本土意識」？

他如何回答自己身份的困惑？

19：00-20：00紀錄片放映
【鏗鏘集：流金歲月，（一）～（三）集】

20：00 - 20：30 黃毓民演講
黃毓民 教授
香港著名時事政治評論員
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創黨主席
20：30 - 21：30 沙龍討論



時間：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晚上七點(六點半開放報名者入場)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電話報名：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42407)
傳真報名：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路報名：http://registrano.com/event/show/74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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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大思沙龍第二講

台灣文化力

當伍佰大喊台客 時，你感受到了什麼？

台客文化 與 波西米亞 相遇

會激發出什麼樣的火花？

文化的 生命力

是否潛藏在生活中而不被察覺？

竹大思沙龍邀請您

發現本土文化生命力

開展無限價值

楊澤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著有詩集三本，編譯多本

《中國時報》副刊主任

活動流程：

19 : 00 ~ 19 : 55 紀錄片【台北波西米亞】

19 : 55 ~ 20 : 45 楊澤 演講

20 : 45 ~ 21 : 30 沙龍討論

活動時間：十一月十四日(三 ) 下午七點至九點半

入場時間：下午六點半

活動地點：新竹教育大學 講堂甲

報名信箱： nhcue.salon@gmail.com

聯絡電話：03-521-3132#2112 #2113

( 請附上姓名、所屬單位、聯絡電話、電子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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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香港】我們的講者－－黃毓民教授

此次【透視香港】活動，我們為各位從香港邀請到了人稱「流氓教授」的黃毓民先生。黃教授平時事務繁忙，此次前來相當難得。以下是黃教授的簡介：

【編輯來源：中文維基，「黃毓民」條目】

黃毓民，香港著名時事政治評論家，資深傳媒人。曾於香港商業電台主持受歡迎的烽煙節目（Phone-in）《政事有心人》。 2006年10月參與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組織工作，並擔任社民連的主席一職，推動香港民主運動。黃毓民對台港事務與中國文化歷史皆有深入的認識，尤其對兩岸局勢觀察入微，中共黨史與建制研究深入。

他自稱年輕時，曾受黑社會新義安頭目向前養育之恩，所以與向前兒子、同為幫會中人的向華波有深厚交情。因這些關係為其背景添上一份江湖色彩。再加上喜歡賭馬，言論火爆，討論時青筋暴現的特點，與一般人心中學者的形象十分矛盾，所以被稱為「流氓教授」。

早年

黃毓民父親與向華強兄弟之父向前是同鄉，一直與向家熟稔。黃毓民中學就讀天主教男校，1970年中六畢業考不上香港中文大學，被父送往台灣，住在向前家裡。其後於香港珠海書院接受大專教育，獲新聞及傳播學系學士，其後更獲珠海歷史系碩士，1975年畢業後，做過《香港工商日報》、《新知》、《星報》及《虎報》等，任職記者。其間曾替一位暫時離職進修之友人於一間中學暫代中四歷史課。由於該中學學生頗頑劣，期間發生不少事端，據其接受電台訪問所講，曾發生一幕「我擲粉筆，他回敬粉刷」之事，其後借用予周星馳主演的逃學威龍，成為其中一幕經典。1988年至1992年間任教於珠海書院新聞系及傳播系，離職前為該系系主任。在大學學位不足的七、八十年代，珠海書院新聞及傳播系為香港新聞從業員最主要的培養地之一。當年曾受教於黃毓民的學生中，許多仍任職於香港各大傳媒機構，部分更身居要職。所以黃毓民在新聞界中頗受尊重。

主持《龍門陣》

1993年，由於黃毓民反共立場鮮明，詞鋒銳利，再加上敢於責難權貴，於香港亞洲電視與鄭經翰，陳耀南主持節目《龍門陣》中，而獲市民認識。在《龍門陣》節目中，三位主持的詞鋒，多次令應邀出席的議員、高官、富豪於鏡頭前或啞口無言，或洋相盡出。在香港回歸共產中國在即，但港人無力自決，人心惶惶的年代，在香港市民對社會不公無力反抗的歲月，黃、鄭、陳於《龍門陣》中的表現不單為市民出了口烏氣，更開啟市民利用傳媒向政府，議員問責之風。其後， 由於《龍門陣》中言論火爆，並多番針對中共政權，電視台受到壓力而停播，但其創下該電視台的高收視記錄。

辦報

1996年3月18日，黃獨資創辦以論政為主的《癲狗日報》，因而欠下巨債，為還清債項，同時於商業電台及無線電視主持多個節目，並於多份報章負責專欄文章，並參與電影演出；據稱因創辦《癲狗日報》而欠下的一千五百萬債務現己還清。

2000年乘科網熱創辦《Cyber日報》而成為上市公司主席；2001年，科網股熱爆破，黃毓民因投機而再次欠下巨債。《Cyber日報》轉手後，黃毓民辭去公司主席一職，專心於電台與報章專欄工作，並與妻子合營台式牛肉麵店，再次積極還債。並多次出席講座，分享還債的經驗，鼓勵其他同因金融風暴而欠下巨債的人。

信奉基督教

2003年，因SARS疫症肆虐，香港民生經濟大受打擊，由於每晚在節目中聽到社會中不同階層市民來電訴苦，黃毓民感受到市民的傷痛卻無能為力，故毅然決志信奉基督教，戒除吸煙，賭博等陋習，並開始到處作見證。市民對黃毓民突然信教皆感到驚訝，但他聲稱在這亂世中，只可於教會中才能尋找到內心的安寧。年中，政府企圖強行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引起市民激憤。黃毓民每晚於節目於中鼓勵市民於同年7月1日參與大遊行。

2006年，黃毓民獲基恩音樂事工邀請，於敬拜專輯「親眼看見你」主唱詩歌「潔淨我」，這是他首次參與基督教音樂的製作。

七一遊行

由於2003年7月1日的大遊行有多達五十萬人參與，逼使政府撤回條例草案。事前積極鼓勵市民遊行的黃毓民，另一商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及香港《蘋果日報》與《壹週刊》，合稱「一報一刊，兩支咪」，被市民視為最敢言的傳媒；而香港和中國政府則視黃、鄭等為傳媒中最反對政府的滋事份子，甚至有人認為他們已被政府視為眼中釘。

封咪事件

2004年3月16日，黃毓民於尖沙嘴金巴利道遇襲，香港警方拘捕兩名無業中國籍男子李國華與崔偉明。其中一人被捕後曾於警誡下表示，有人付錢給他，要他打黃毓民。事發前，黃毓民的牛肉麵店與另一商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翰的公司皆被潑紅色漆油搗亂。5月13日，疑因黃毓民家人亦受到黑社會的生命威脅，黃毓民突然宣佈封咪離港；出走前只於電話中留下「身心俱疲、需要休息」數字作交代；直至同年十月才返回香港，並於10月9日出席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清談一點鐘》。

同年6月2日，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於立法會討論中表示，黃毓民與鄭經翰曾向警方透露他們受到黑社會頭子不斷滋擾和施壓，對方揚言受到中國國安部中某領導所委託，只要他們收聲，願意補償給他們 。及後，黃毓民妻子亦表示有人曾揚言不希望於9月12日香港立法會選舉前在香港看見黃毓民。

在同年10月，香港《壹週刊》報導他長子黃特漢因被指藏有疑似可供販賣危險藥物罪被捕，他為解決他長子的官司而返港。他在返港後不久，與俞琤達成協議，為商業電台主持節目《不談風月》。

2005年7月2日，商台突然與黃毓民提前解約，原定該晚播出的節目亦由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的《新聞一週》所取代。

2005年7月4日，黃毓民在香港電台節目反擊商台突解僱做法，批評商台副主席俞琤曾要求他不要批評電台，令他感到很不滿，對於事件感到遺憾和悲哀。

2005年7月16日香港泛民主派議員於遮打花園進行燭光晚會，支持黃毓民，期間更向市民呼籲要成立民間電台。

成立社會民主連線

2006年10月1日，黃毓民與梁國雄、陳偉業等人成立了社會民主連線，而黃毓民稍後更當選成為該黨的主席 。

網台開咪

黃毓民自封咪後，被多次邀請到各大網路電台開咪。2007年2月5日起，網路電台MyRadio試播，黃毓民亦成為該台周一節目黃毓民頻道主持，再度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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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香港】活動新聞稿

從「女王的東方」到「市民的香港」
香港如何在三十年間打下繁榮的基礎

同樣是時代的轉折，十月中清華思沙龍的第一講：「透視全球經濟幕後推手」為大家分析了因為本身經濟體系的問題而受到國際金融組織影響相對大的牙買加戰後經濟。緊接著的第二講將為大家帶來記錄了同樣是前英屬殖民地「香港」戰後的崛起前奏：《鏗鏘集：流金歲月，（一）～（三）集》。清華思沙龍邀請到香港著名時事政治評論員黃毓民教授來帶大家一起透視香港。十一月十二日晚上七點整準時在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放映紀錄片。

香港之所以為香港，之所以奠定其繁榮的基礎，不只因為地處關鍵以及英國政府的治理有方。

1949 年前後國共內戰而遷入的難民、資本家成為推動了香港的工業發展的源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的鎖國政策也帶給了香港工業出口、外資投資、航運業等等的商機。缺乏勞工保障以及菁英階級取向的政策規劃，導致在基層社會所累積的民怨引起了 1967 年的暴動。暴動平息後英國政府開始重視香港的民生問題，多方建立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橋樑。香港居民對政府公務的積極參與在改善民生、增進社會穩定等多方面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由民眾對政府貪污的反應促使 1974 年廉政公署建立，一舉改變了原本世人對香港政府的印象。香港的現況可說是政府與市民不斷相互切磋琢磨而成。

《鏗鏘集》（Hong Kong Connection）是由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每週新聞資訊節目，內容圍繞香港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民生、環保、中國現況、國際視野等議題。清華思沙龍節選了「流金歲月」的其中三集，介紹香港自 1950 年代開始因中國政治情勢所帶來的工業發展，以及其後 1967 年的暴動所影響英國政府的政策重心走向的結果。相信能讓大家對於香港的繁榮有更多面的認識。

放映紀錄片：【鏗鏘集：流金歲月，（一）～（三）集】
講者：黃毓民先生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廳
時間：2007 年 11月 12 日　星期一 19：00（18：30 開放報名者入場）
報名電話：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 42407）
報名傳真：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頁：http://NTHUthinkers.blogspot.com

新聞連絡人：林立
電話：0935-592915
電郵：allenlinl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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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你往哪裡去？【文／龍應台】

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

到稅務局繳完了稅，下樓時覺得特別神氣，從此以後 多了一重身份：香港的納稅人。寫這篇文章，就是在盡一個香港納稅人的義務，當然，也是權利。

石水渠街的野薑花

從稅務大樓出來，橫過幾條大道就可以到石水渠街，我要到那兒買一把野薑花。窄窄的石水渠街是一個露天市場，擠擠攘攘的，人情味十足。鞋店前放著幾個水桶，火百合、滿天星、野薑花，隨興地「扔」在裡面，愛買不買。海產店前一攤一攤的鮮活漁貨。一隻巴掌大小的草蝦蹦到隔鄰的一籠青翠的菠菜上，又彈到地面；嚇了一跳的家庭主婦將它撿起，笑瞇瞇交還給魚販。腆著肚子的屠戶高舉著刀，正霍霍地斬肉；千錘百鍊的砧板已經凹成一個淺盆。駝背的老太太提著菜，一步一步走在人群裡，雖然擁擠不堪，她不慌不忙，顯然腳底熟悉每個地面的凹凸，眼裡認識每個攤子後面的鄉親。

野薑花聽說來自南丫島的水澤裡。我買上一大把，抱在懷裡，搭上開往石塘咀的老電車，一路叮叮噹噹晃回西環。

一道公民考題

如果我是香港的公民教育老師，我會出這麼一個考題：

中區警署十七棟古意盎然的歷史建築要交給地產商開發。灣仔的石水渠街露天市場要拆除，古老「印刷一條街」利東街要拆除，灣仔老街市要拆除。。。舊的，老的、矮的建築，狹窄的擁擠的老街老巷，要讓位給玻璃和鋼筋的摩天大樓，變成昂貴的公寓大樓或者寒光懾人的酒店商廈。

西九龍文娛區的競標廠商紛紛提出了規劃，毫無意外地，全是地產財團。標書指定要有的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地產商正在進行全球性的合縱連橫、做如火如荼的宣傳。香港的報紙突然每天都是國際美術館的長而拗口的名字。

同時，公民教育委員會製作了一個宣傳短片，「心繫家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配上溫馨動人的畫面，每天在新聞報導前播出。精心包裝的愛國教育在悄悄進行中。

請指出，以上看起來互不相關的三件事，隱藏著什麼內在的關聯？試從三件事中看出香港的文化政策及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態。

「中環價值」壟斷

香港宣傳自己的標語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 這個自我標榜沒錯，觀光客所看見的香港也是這樣一個面貌：地面上有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達的運輸密網、人定勝天的填海技術。看得見的是名牌銀行林立，貨櫃碼頭如山，看不見的是精細複雜的金融制度，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 清廉效率的政府、法治的管理。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陂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裡；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這樣的敘述，其實也不正確，因為我很快就發現，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拆，拆，拆

九龍寨，調景嶺，早就拆了。因為九龍寨和調景嶺骯髒、混亂、擁擠，用「中環價值」來衡量，代表了令人羞恥的「落後」。九龍寨和調景嶺所凝聚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情感，是掃進「落後」的垃圾堆裡一併清除的。

旺角的郎豪酒店剛剛落成。龐大的建築體積座落在窄窄的上海街上，高牆效應使上海街上的人變得非常微小，彷彿老鼠爬在牆角下。啟德機場移走之後，九龍的建築限制改變，郎豪預告了九龍將來的面貌：九龍也將中環化。

灣仔的 Mega Tower 酒店也是地產商一個巨大的建築計畫，如果通過，意味著灣仔老街老巷老市場的消失，老鄰居老街坊的解散；意味著原本濃綠成蔭的老樹要被砍除，栽上人工設計出來的庭園小樹，加棚加蓋鋪上水泥，緊緊嵌在大樓與大樓之間。

Bauhaus 風格的老街市要被拆除，藍色的老屋要被拆除，石水渠街的老市場要被拆除，中區警署的歷史建築群，包括域多利監獄，要交給地產商去「處理」，讓他們建酒店商廈。更多的酒店，更多的商廈，更多的摩天大樓，像水淹過來一樣，很快要覆蓋整個香港。

中區警署：祖母的日記能招標嗎？

來香港一年，有很多的驚訝，但是最大的震驚莫過於發現，香港政府對於香港歷史的感情竟是如此微弱。讓我們看看中區警署。就藝術而言，中區警署建築群的風格代表了殖民時代的美學，在香港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建築。就歷史而言，域多利監獄當年監禁過反清的革命志士，也殘害過反日的文人。是否監禁過孫中山，史學家還在辯論；即使將來證明沒有，辯論的過程本身也已經為歷史添加了重量。而即使沒有孫中山，難道戴望舒的獄中血淚還不足以使這個監獄不朽嗎？＊

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1942年4月27日

除了戴望舒之外，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歷史深埋在域多利監獄裡？牢房裡頭若是江洋大盜，他可能凸顯了香港的治安史；若是因貧困而犯罪的升斗小民，他就呈現了香港的底層庶民生活史；若是飢寒交迫的非法移民，他就刻畫了香港顛沛流離的遷徙史；若是屈打成招的政治犯，他就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史押上了筆錄。

每一個牢房、每一面牆，都是香港史的證物。我敢說，域多利監獄裡的每一塊磚都是濕的，因為它滲透了香港人的母輩祖輩的淚水和嘆息、香港人集體的創傷和榮耀。政府哪裡有權利把它交給地產商去「處理」掉？你會把祖母手寫的日記本拿去招標出售嗎？

監獄是要保留的，政府說，但是環繞監獄的很多其他老建築，不是太珍貴。或許，但是，請問，做過完整的歷史調查嗎？認真問過市民的想法嗎？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若是真正被重視，為什麼我們只聽見「經濟效益」四個字？監獄的歷史意義若是真正被珍惜，你可能把它和週邊環境截斷，讓它孤伶伶地站著，被高聳逼人的酒店和商廈包圍？

如果我是。。。

作文題目：如果中區警署建築群是在台北，我會麼麼做？

如果我是文化局長，我會馬上成立一個專案小組進行這幾件事：

1. 對市長和財長進行說服：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使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

2. 對十七棟建築的每一棟進行深度多元的歷史調查。以域多利監獄為例，委託歷史學者開啟所有監獄檔案，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透過對政治犯、冤案、犯罪紀錄、懲罰與感教制度演變等等的研究，香港與中國近代史以及英帝國殖民史血肉相連的一頁可能有嶄新的視野出現。如果資料夠豐富，甚至思考成立監獄博物館，譬如莫爾本的監獄博物館就是那個城市最辛酸、最動人的一個歷史博物館。

十七棟建築，就是十七種最疼痛、最深刻、最貼近香港人心靈的香港史。以後每一個跟著老師進去走一遍的小學生，都會從一塊磚裡頭看見自己的過去，從而認識自己的未來。

3. 向企業及大眾募款，發起認養古蹟運動，成立國民信託基金。大企業可以捐鉅款，小市民可以「一人一百塊」作古蹟之友。基金用來修復古蹟，同時作為永續保護以及管理經營之用。

如果我不是決策官員而是個小市民，那麼我會用盡力氣發起公民反抗運動，串連所有的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小學家長會、被虐婦女保護協會、勞工權益促進會、文史工作室、青年義工。。。，包括國際組織；我會結合所有大學的歷史系、建築系、城鄉研究、都市計畫、景觀系所以及教育學院將來要為人師者的學生和教授們，與政府進行長期的抗爭。我會靜坐、示威、遊行。我會不間斷地投書給本地和國際的媒體，我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求援，向國會議員申訴；我會尋找律師探討控告政府的可能。

最後，告訴你我最後會做什麼：我會用選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輕視自己歷史的政府選下去，換政府。但是香港的的政府是不能換的，因為沒有普選。

西九龍：為誰而建？

香港政府不僅止將充滿歷史記憶的老區交給財團去開發，空曠的新地同樣放任財團去發展。西九龍簡直就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濱海的鑽石地帶，如果講明要做商業開發，靠賣地賺錢，也就罷了，可是政府說，這將是文化項目，要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設香港。

要建設一個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什麼，缺什麼，哪裡強，哪裡弱？在招標之前，起碼有幾十個非做不可的研究調查：

譬如藝術教育整體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裡有多少藝術教育？與國際評比如何？藝術教育缺哪一環？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文化素養？西九龍規劃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藝術教育當作核心思考？

譬如創意產業調查分析：哪一個產業在香港最具競爭力，最值得重點扶植？如何扶植？動畫是否已被韓國領先？水墨是否有發展空間？設計是否是香港的優勢？如果是，應該設立博物館還是設計學院還是兩者都不要？

譬如藝術人才培養計畫：除了補助以外，是否應該有制度的變革？是否應該提升智慧財產的保護、是否應該加強大學的藝術科系，西九龍如何用來培養本土創作。。。

譬如欣賞人口的擴展：十八歲以下的藝術欣賞人口有多少？什麼獎勵或補助制度可以創造欣賞人口？什麼設施可以吸引更年輕的藝術欣賞者？

譬如弱勢公民文化權的普查：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看什麼戲、聽什麼歌、享用到幾成的文化設施？盲者、聾人、單親媽媽、同性戀者、坐輪椅的、精神病患、監獄犯人、外籍勞工、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弱勢族群、貧窮線下的赤貧者、赤貧者的孩子。。。享用到多少文化的公共資源？康文署所提供的活動裡他們的參與是幾成？如果弱勢者的文化權沒有被照顧到，那麼西九龍是否應該將之納入考量？

譬如現有文化設施的全面體檢：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等等，現有多少參觀人數？藝術教育效應評估如何？是否低度使用？是否浪費空間？是否經營不善？是否資源重疊？

譬如2030年香港文化發展藍圖的提出：香港對自己的文化期許、文化定位是什麼？它所缺的究竟是草根性質的社區兒童圖書館、街坊藝文活動中心，還是水晶燈紅地毯、一張椅子一萬塊的現代演藝廳？要補強的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現代的還是傳統的、本土的還是國際的？

譬如。。。。

零零星星的研究確實在進行中，但是並沒有整體的藍圖。好像掛一張巨大的文化地圖在牆上，將宏觀的未來藍圖透明疊在現存狀態上，就可以清楚看見自己的強項和弱點。西九龍應該發揮什麼功能，應該包含什麼設施，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宏觀、前瞻的藍圖上去思索，才是負責任的規劃。

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財團怎麼做呢？他關心香港的藝術發展嗎？他瞭解香港的文化潛能和文化困境嗎？他有文化的前瞻能力嗎？他對邊緣人、小市民的文化公民權要負起責任嗎？

西九龍落在商人手裡，於是我們就看見典型的香港商業操作上演：一個說，邀了龐畢度來開分店，另一個就說要與古根漢合作，第三個更厲害，找來了「八國聯館」，號稱要聯合北京的故宮、芝加哥美術館、俄羅斯埃爾米塔日故宮博物館、羅浮宮和澳塞、澳洲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商人玩藝術家、建築師、美術館的名字跟他們玩Gucci皮包、Bali皮鞋、Armani服飾、Dior化妝品手法一樣，只是文化的意義被淘空。

有沒有人在問：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美術館進到西九龍，為香港人帶來什麼？香港的孩子會得到更好的藝術教育？本地的藝術家會得到更多發表的空間、創作的資源？香港文化會從此紮根，香港人會因而對香港文化更有自信？還是說，香港因此會吸引法國人來香港看羅浮宮和奧塞分店，吸引美國人來香港看古根漢分館，吸引俄羅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來香港看他們國家的東西，或者北京人來香港看故宮典藏？

西九龍究竟是為什麼而建？為誰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藍圖究竟是什麼？人文素養的厚植、文化發展的永續，策略又是什麼？如果對人文有關懷，對未來有擔當，這些問題都是決策者不能逃避的問題。

但你不能對商人這樣要求；商人是為了賺錢發財而存在，政府才是為了關懷和擔當而存在。對香港的孩子、藝術家、文化發展、城市前途有責任的，不是這些商人，是政府。當政府沒有關懷和擔當時，那就是一個有問題的政府。

開發，是香港的意識型態

老區成片成片地剷除，新區不經思索地開發，財團老闆坐在推土機的位子上指揮，政府官員坐在冷氣呼呼的辦公室裡微笑。當財政司長笑瞇瞇地宣布要「開發」大嶼山──建設刺激遊樂場、水上遊樂場、高爾夫球度假村。。。我又像野貓一樣弓起背、毛髮直豎，想問：你的2030年城市藍圖是什麼？發展還是保育的抉擇、香港的城市定位，都清楚了嗎，在你把綠油油的大嶼山交給財團、變成工地之前？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裡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裡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鋪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裡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只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裡，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香港不是沒有這種個性和溫暖，買得到野薑花的石水渠街、印過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東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動人最美麗的城市面貌。但是在「開發」的意識型態主導下，他們在一條街一條街的消失，被千篇一律面無表情、完全看不到「人」、看不到個性的都市建設所取代。

政府和財團進行土地的買賣，嘴裡吐出天文數字，對著鏡頭談經濟效應；我納悶的是，那麼誰在負責思考：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你可認識歌賦街？

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英國人統治時，他所立的銅像、所寫的傳記、所慶祝紀念的生日忌日、所歌頌的傳奇、所愛惜的古蹟，所命名的街道，當然都是英國角度出發的人物和歷史。對於中國和香港本土的歷史記憶，是漠視和輕視的。王韜、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蕭紅、張愛玲、許地山、戴望舒、蔡元培、錢穆、徐復觀、余光中。。。這些名字都沒什麼意義。華人因鼠疫而死亡的口述歷史、房舍因大火而焚燒殆盡的遺址、鄉民因抗英而犧牲的地點、大罷工時工人集會的廳堂、文人因反日而被害的日記、魯迅演講的大堂。。。在殖民者眼中，無關緊要。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裡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跡裡，重新發現自己是誰。「脫離殖民」意味著，每一個香港孩子走過中環歌賦街時，知道「歌賦」（Gough）不過是某英國陸軍中將的名字罷了，但是他更知道歌賦街四十四號的中央書院是孫中山讀過的學校，歌賦街二十四號是孫中山、陳少白等「四大寇」意興風發秘商革命之處。

「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瞭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蹟、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我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發生。

文化缺席的政府

更確切地說，殖民者並非僅只不重視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則上不重視文化，因為文化是思想，思想勢必意味著獨立思考和價值批判，這些都是對統治的障礙。從香港政府的組織架構就看得出，文化在這個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上，是毫無地位而且極端邊緣的。香港沒有文化的專責機構，文化藝術「夾帶」在民政局的業務內，與捕鼠滅蚊、足球博彩、郵票設計、幫傭管理、游泳池清潔、大廈與旅館業監督等等混在一起。民政局的「使命」列出十四條，其中只有兩條直接與文化有關，哪兩條呢？

最重要的是文康，也就是說，香港對文化的理解還停留在辦理康樂活動的層次。另一條是古蹟保存。把古蹟保存列為十四條之一，不是很不錯嗎？但是你發現，古蹟保存的工作是由一個層次極低的三級單位來負責。在民政局屬下還有各種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等等，各自辦理自己的活動。這個結構所凸顯的是，文化處於下游，根本進不了最上游的決策，或者說，在最上游的決策機制裡，根本就沒有文化的思維和視野。

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個鏡頭：最高的決策會議討論中區警署的議題時，財政司長、工商局長、經發局長、運輸局長、房屋及規劃局長可能都從經濟本位去發言，那麼誰站起來為古蹟的文化傳承和歷史意義去力排眾議、「咆哮公堂」呢？民政局長的本位不一定是文化，可能是民政。所以文化的位子上，其實是空的。所有的決策，就在文化缺席的狀況下，做了。在一個文化缺席的政府結構裡，當然經濟效益可以超過任何別的考慮，開發意識型態可以勢如破竹地進行，都市建設可以由財團主導，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經濟官僚決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殖民者在的時候，他無心厚植文化根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的家。開發是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開發所得，豐富了他的母國──他真正的家。至於開發是否犧牲一些其他的價值，譬如社會公義或歷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虛弱，他不必在意。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裡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但是我並沒看到這個過程在香港出現。

一萬個口號抵不過一支老歌

殖民者挾其母國的現代化優勢，他的政府一定是由菁英思維主導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官員掌握知識、能力和權力，一切的決定由上而下貫徹。捉襟見肘時，一通午夜的電話掛往母國，第二天早晨已有指示。母國畢竟文化厚重，經驗嫻熟，往往還在殖民地創出優越的成績。於是所謂脫離殖民，就是在別人的「大腦」抽走了之後，開始產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從哪裡來？當然是民間。

脫離殖民意味著政府從原本居高臨下的菁英位置走下來，與自己的平民站立在同一高度對話；中區警署保存或開發，灣仔老區保護或拆除，由市民的意志主導。康文署也不再是所有活動的主辦者，不再掌握所有資源，不再是藝術家和表演團體仰望的施捨者，民間自己實力強大、百花齊放。脫離殖民意味著本地的學者、專家、文化人會取代殖民者的「大腦」深入政府的決策過程，不再坐在林林總總的「諮詢委員會」裡當政府假裝民主的花瓶，而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實質主要動力；西九龍的文化定位，大嶼山的開發與否，都會有一個深刻的公民辯論、知識界文化界專業較勁的過程。同時，當人民開始真正參與決策，開始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時，公民社會於焉成形。

我也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產生。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兩種過程。 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方式照樣推著香港快快走，用原來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見「大腦」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發酵：「心繫家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調成甜甜的飲料，讓香港人喝下一杯「愛家愛國」。幼稚園的孩子們學唱「起來，起來，起來。。。」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被簡化為愛黨的政治正確。

中國，不是不可以愛。殖民者曾經多麼地防備你去愛它，連鴉片戰爭都一筆帶過。但是中國值得香港人去瞭解、去愛的，是它的法官還是它的囚犯？是軍隊還是人民？是唐詩宋詞還是黨國機器？是它的大地還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對中國做出真正重大的歷史貢獻，是去順從它還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該教孩子的，恐怕不是愛什麼，而是怎麼愛，如何選擇所愛。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老師們帶著孩子去行香港的山，教他們認識島上的野花野鳥；是讓維園阿伯成群結隊地去開社區大會，辯論灣仔要不要Mega Tower；是讓大學生在做了中區警署的歷史訪查之後，組隊到政府大樓去示威抗議；是讓中學生學習關懷尼泊爾和印度裔香港人的悲苦和孤獨，讓社區媽媽們組織「濕地保護協會」、「石澳文史工作室」、「古蹟之友基金會」。。。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腳踩的土地和文化為榮。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孩 子們知道，當你不同意一個政府的思維和決策時，你如何站出來挑戰它、打敗它。

如果讓假的公民教育生根，令人擔心的是，香港人還沒來得及從前面一堆廢紙堆裡找出祖母的日記，已經被後面轟隆傾倒下來的新的紙堆撲倒。

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被殖民者開始認真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疼愛自己。每一次遊行，每一次辯論，每一場抗爭，都會使「我是什麼人」的困惑變得清澈。每一棟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樹被扶起，每一條老街被細心愛護──即使是貧民街，都會使人們驚喜：原來我的腳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島、我的國。要人民愛家愛國嗎？不要花納稅人的錢去製作宣傳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剷除他的參天老樹，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賣掉他祖母的日記本，他就會自然地「心繫家國」，歌於斯，哭於斯。

認同，從敢於擁抱自己的歷史和記憶開始，而一萬個政治人物的愛國口號呼喊，不如一支低沈的老歌，一株垂垂老樹，一條黃昏斑駁的老街，給人帶來抵擋不住的眼淚和纏綿的深情。老歌、老樹、老街，代代傳承的集體記憶，就是文化。公民社會，從文化認同開始。

中環價值，無法創造人文底蘊；殖民思維，無法凝聚公民社會。而且，別再告訴我「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因為沒有民主保障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它隨時可以被你無法掌握的權力一筆勾消，再說，中區警署若是拆個精光，你能怎麼樣？但是你能怪政府嗎？連小學生都知道：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所以，香港，你往哪裡去？

光與熱之必要

這裡所有的批評，都是以偏蓋全的，因為明明已經有這麼多人正在努力，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內部：保護海灣的運動，灣仔區議會對灣仔老區的關懷行動，四年前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點滴心血，牛棚書院、Project Hong Kong 和種種社運團體的努力、媒體文化版的持續討論，專欄作家的日日呼籲，甚至民政局所主導的種種文化論壇。。。 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殼下的熱氣，在噗噗蠢動。七一遊行，是熱量的凝聚。但是，原有的中環價值和殖民思維堅固巨大如鐵山，七年了，鬆動的，是那麼地少。。。

我只能把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的話偷來，送給所有正在艱難地放光放熱的香港朋友們：文化傳承是內聚的，它約束了我；天賦權利是外擴的，把我和所有生命永遠地連結。但沒有人可以只要那天賦權利而不接受他的文化傳承。（My inheritance was particular, specifically limited and limiting. My birthright was vast, connecting me to all that lives, and to everyone, forever. One cannot claim birthright without accepting the inheritance.）

＊戴望舒是詩人，星島日報副刊編輯，因宣傳抗日而被日人於一九四二年春天監禁於域多利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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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貓底」二手書屋 龍應台促成

【聯合報╱記者李青霖／新竹報導】


清華大學校園BBS版上，最近出現1則訊息：「在台北逛書店，遇見貓哥，讓我好懷念在清華的日子」。

「貓哥」是清大校園內「蘇格貓底」二手書屋主人林群的外號；他聽到同學轉述，才恍然想起一個理平頭的孩子，是清大畢業生，正在服役，「還好我沒作壞事」。

蘇格貓底是清華舊招待所「百齡堂」改建，過去是學校招待貴賓的空間，曾委外經營餐廳，未見起色，二手書屋進駐後，充滿人文的氛圍，讓不少人流連。

林群是清華大學校友，喜愛閱讀，3年半前，在台北開了間蘇格拉底二手書店，一人包辦圖書、CD選購兼廚房吧台主廚，生意非常好；有一回，作家龍應台到書店，用完餐離開時，突然回首告訴他，清大百齡堂委外經營正招標，可以試一試。

剛開始他不以為意，3個月後，龍應台再來店裡告訴他「你是清華人，了解清華生態」，問他願不願意貢獻母校？把台北成功經驗帶到新竹。

林群住花蓮，他說高中愛上閱讀，啟蒙書就是龍應台的「野火集」，「這本書開啟我讀書的視野」。

他利用周一休半天假趕到清華園，透過玻璃窗，望向室內，60幾坪空間，比台北18坪的店大3倍多，決定接受挑戰。

林群收藏二手書10多年，累積數萬冊，在清大展示約1萬冊，「原文書佔7成」，以文史哲與社會類居多，中文書包羅萬象，另有法文、德文書，不少精裝本來自牧師，他捨不得賣，闢出私人收藏區，開放愛書人在店裡喝咖啡、閱讀。

店裡還有真空管音響，播爵士樂、鋼琴、熱門搖滾與古典音樂；去年11月起，與清大藝術中心合辦「夜貓子電影院」，每周二、周末晚上9時放映主題電影滿足電影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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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台灣交換生命的碎片

【亞洲週刊／童清峰】

回歸十年後的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矛盾，一些香港人歧視大陸，但香港的經濟發展又高度依賴大陸。香港民間社會非常活躍，台灣的文化內涵比較深厚，大家在交換生命碎片中，彼此激盪成長。


香港和台灣的飛機旅程只有一個多小時，但兩地人民的隔膜卻如天地之遙，交流幾乎都是一些觀光等浮光掠影式的層面，在敏感的政治屏障下，少見深度的文化交流。

然而，香港和台灣各有所長。香港的民間社會充滿活力，儘管民主程度還落後台灣，但法治基礎穩固。而台灣則是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台港兩地正好形成互補，有很多地方可以深入交流，彼此交換生命的碎片，讓彼此更深入了解對方。

日前，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系列活動特別企劃《你所不知道的香港》，邀請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主講，讓台灣民眾對這顆東方之珠有不一樣的認識。

脫離英國殖民政府統治後，與台灣同處中國崛起時空下的香港回歸至今十年，港人從不停止爭取民主與掙扎思索身份認同；台灣人對香港的印象長期受電影與廣告媒體所影響，主辦單位精心安排的專題，透過香港電台電視部紀錄片，去探索近代香港發展的歷史關鍵。

台北市金華街月涵堂內擠進約五百名青年學子與民眾，主辦單位特別將場地全數擺滿座椅以應觀眾熱烈響應，跳脫台北紛擾的政治，讓台灣年輕人在金華街靜巷省思香港新生與中國崛起的背後思維。

流金歲月話香江

現場播放的紀錄片《流金歲月》是香港電台《鏗鏘集》開闢的數個系列之一，於九七年七月七日起，分別以六集深刻地從經濟、政治活動及六七暴動等重大社會事件剖析香港整體社會的變革，從五十年代香港工商業之發展，六七年暴動如何改變政府管治香港的模式，到七十年代大學生的「保釣」運動、「反貪污，捉葛柏」，八十年代政制發展、民主發展方向，以及九十年代政壇風起雲湧、九七前後立法局議員之變更，歷數香港盛衰。

香港整個社會的發展﹐與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在異議人士與當權者不斷衝撞的社會運動中往前推進。

陳婉瑩的成長歲月也正是香港轉型的年代，她從自己的成長背景與香港的時代交錯談起，細細爬梳戰後香港貧困的五十年代與自己的童年，六十年代對祖國迷糊的「初戀」印象與反殖民意識的啟蒙；動亂的一九六七年與投身社會運動的大學時代，七十年代去國懷鄉留美歲月直至今天的香港。

陳婉瑩說，六七示威對當時香港社會造成巨大衝擊，一方面大學生背景開始質變，原來是有錢人、懂英文者才能就讀大學，到六十年代末，很多貧窮子弟、兼差者都進入大學；另方面，在暴動衝擊下，大學生開始挑戰現實，對如何改變社會具有使命感，這代表一股社會覺醒力量，直接促成一九七四年廉政公署成立。

陳婉瑩也省思與敘述個人在時代底下的身份認同與語言等微妙轉變，並剖析集體記憶中「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的身份衝突問題，陳婉瑩認為身份認同問題固然重要，卻不是香港人最急迫的問題。

殖民地教育的烙印

陳婉瑩難忘她在一家天主教會中學成長的經驗，就是每一個人都要被冠上一個英文名字，學生對中國的了解，往往只是從家庭及民俗的層面。

事實上，對於究竟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的認同，從來就不是香港的核心問題，陳婉瑩引述最新的民調指出，自認是香港人同時是中國人的比例達百分之三十八點一，是十年來新高；純粹香港人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五；純粹中國人有百分之十八點六，是十年來新低。

陳婉瑩更進一步分析，處在中國崛起下的當代香港所必須面對的事實，香港與中國充滿矛盾情結，一些香港人雖然拒絕中國（「大陸人」仍然是一個歧視性名詞），但香港與大陸關係越來越緊密，包括香港人的飲用水都來自廣東的東江，香港依靠中國大陸遊客來支撐經濟增長，去年二千萬遊客，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十五）來自中國大陸，大陸客比美國、日本的遊客還會花錢，人均消費是來港各國遊客中最高的。

和台灣一樣，香港的企業早已遷到大陸，他們需要大陸的勞動力，香港企業單在廣東即僱用了一千萬人，是香港就業總人數的三倍，而且香港需要大陸購買它的產品，香港的出口，百分之四十三銷往去大陸，中國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場，把第二位的美國（百分之十九）、第三位的歐盟和第四位的日本遠遠拋在後頭。

超越英作家的預言

回歸前夕，英國作家Jan Morris 著書《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結尾談九七後香港的兩個可能，「（香港）最糟的下場是不管它多富有，終歸變成了中國省份裏的一個受暴政統治、乖乖聽命、陰沉的共產黨城市。最好的，是它發展成為新中國的典範，引導中國進步的北極星，一個快樂幸福的榜樣，也是它祖國的一種鼓舞力量」。這兩個預言在當時都非常流行、有代表性，但陳婉瑩表示，兩者都是錯的，香港將是處在兩者之間的一個存在實體。

香港確實日益依賴著中國，隨著中國高速發展，香港沒有時間再猶豫，陳婉瑩提出香港的未來想像與思維的座標，以香港的理念結合中國大陸的實際，提煉新思維以創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第三條發展道路。

作家龍應台也呼應台港確有必要緊密交流﹐她比較港台兩地政府的效率指出，香港政府執行能力和效率方面，超過台北很多，如果下游同樣辦一個大型活動，香港的效率跟品質會超過台北，但如果思考這個城市整體的文化藍圖，台北比香港領先很多，「我覺得是整個華人世界最先進的，這剛好由於是香港歷史發展跟歷史條件，在殖民政府時代，完全是倫敦要你怎麼做就要怎麼做，九七之後它政府的組織還沒有變過來，沒有專責做文化的機構，所以它腦的部分是缺的，所以這兩個城市可以交流的是香港可以跟台北學上游文化政策部分，而台北可以跟香港學習執行的能力，強項跟弱項剛好相反」。

再說商業機制，龍應台指出，香港也是領先，例如她去香港一些電器店買電器，就可以看出它服務品質，不是台北比得上的，倒過來，香港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跟台北學，「就是它的文化內涵的部分，但這兩個城市這麼少的溝通，民間交流雖然很多，尤其是兩邊政府因為政治割裂，像老死不相往來，其實對於兩個城市的進步都是有障礙的。」

現場提問激出智慧火花

現場的人士也提出了精闢的問題與主講人相互激盪。 台灣大學新聞所教授張錦華認為，香港回歸以後，媒體新聞箝制的現象似乎更顯著。陳婉瑩則認為，相對於這十年來亞洲媒體新聞自由的普遍倒退，香港媒體倒退的情況已經相對較輕，同時，她認為香港媒體受市場因素的影響更為嚴重。

對台灣民主的現況，陳婉瑩則認為儘管紛亂與衝突時有所聞，她還是認為台灣的民主依然值得肯定；現場眾人精采的激辯與省思令在場眾人印象深刻。紛擾的台北天空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與台灣民眾思索世界的變化，激盪出智慧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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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小沙龍第一講】夜話東土

一場小而深沉的思想饗宴，

清華小沙龍第一講隆重推出：

夜話東土

－－東土耳其斯坦，藩屬與獨立之間

先後五個異族政權的傾軋

民初的數起獨立運動

三次短期的「東突厥斯坦」政權

軍閥、共產黨、血腥鎮壓

已經不再被重視的歷史

「大突厥斯坦地區！」？

是否在世界上還存在這樣的呼聲？

19:00 - 20:00 艾克林（Erkin Ekrem）演講
現職：清雲科技大學中亞所助理教授
專長：中亞歷史、中亞民族史、中亞伊斯蘭研究、中國與中亞戰略關係發展等
20:00 - 21:30 沙龍討論
主持人：林群（貓哥）

時間：十月二十六日(五)，晚上六點半進場，七點開始
地點：清華大學蘇格拉底二手書咖啡店
本次活動免報名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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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全球經濟幕後推手」活動新聞稿

遊戲規則決定了主人和奴隸？
清華思沙龍 帶您透視全球經濟

　清華思沙龍講座系列又來了！繼上學期的最後向黑蝙蝠的英雄們致敬，這學期的三場講座將帶我們繼續放眼國際。這學期第一場講座藉由紀錄片《債與命》來反思全球化自由經濟美夢的反例之一──牙買加。清華思沙龍邀請了專長於制度經濟的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劉瑞華來替我們深入進行分析。十月十五日晚上七點整準時在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放映紀錄片。

　牙買加面積約為台灣的一半，三百萬人口，位於加勒比海中心，1962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後，旋即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牙買加政府為了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英文簡稱IMF，中文簡稱國金會）獲得貸款，同意國金會對其發展的種種限制：如取消多種產品關稅、牙買加幣貶值、甚至是要求其國內農民貸款的高利率，借款協議書還嚴格地限制了貸款的使用對象和使用方式，重重的遊戲規則和排山倒海而來的外國廉價商品，使得牙買加的經濟受到重創，醫療、衛生、教育等基礎建設荒廢，國家陷入了「債與命」的強大壓迫中。

　《債與命》由牙買加裔女性導演Stephennie Black製作執導，藉由一系列的訪問、歷史畫面以及悅耳的牙買加歌曲，勾勒出牙買加從獨立至今的受到外債壓迫以及全球經濟衝擊的艱困處境。制度的缺陷是否是牙買加經濟基礎崩潰的唯一原因？革命是否是解決無底債務的唯一選項？清華思沙龍誠摯地邀請您一同來關心。


放映紀錄片：【債與命 (Life and Debt)】
講者：劉瑞華教授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廳
時間：2007年10月15日 星期一19：00（18：30開放報名者入場）
報名電話：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42407）
報名傳真：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頁：http://NTHUthinkers.blogspot.com


新聞連絡人：林立
電話：0935-592915
電郵：allenlinl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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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與命》導演 史提芬妮．布萊克（Stephanie Black）專訪

【以下引用至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你所不知道的全球化幕後推手」活動手冊】

Stephanie Black first went to Jamaica while making her award-winning documentary H-2 Worker. Life and Debt continues her tradition of polemical filmmaking.
史提芬妮．布萊克拍攝她得獎紀錄片【超時工作】期間首次踏上牙買加，而【債與命】這部描述全球化對牙買加（Jamaica）第三世界國家影響的紀錄片也延續了她一貫的手法。


BBC Four: There's been growing interest in globalisation recently with books like No Logo and media coverage of various demonstrations. Did that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make your film now?
近期隨著像No Logo這類書籍及媒體多方面的實證報導帶起了全球化風潮。請問您決定拍攝【債與命】是否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

Stephanie Black: Absolutely not - it's just coincidence. I started working on this film in 1992. When I was in Jamaica [making H-2 Worker] I kept asking myself how a country this rich could be this poor. I kept reading about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and never understood at that time that the IMF had such a far-reaching arm on everyday policies of the country. I thought the IMF was like the Red Cross!
當然不，這只是巧合罷了。我從1992年就已經開始著手策劃這部片子。當我在拍攝【超時工作】期間，便不斷的自問為何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卻如此貧窮?我不斷的閱讀有關ＩＭＦ和世界銀行的資料，但在當時卻沒有理解到ＩＭＦ會伸手干涉一個國家的政策，而誤將其視為是與紅十字會一樣的組織。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we don't borrow money from the IMF so there's no way to get that same kind of understanding, particularly as our media didn't cover that at all at that time. So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also my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this issue that has somehow been left out of my education was what motivated me to make the film.
當然，在美國我們不會向ＩＭＦ貸款，因而無從理解這樣的情況，特別是在當時我們的媒體也沒有這類的報導。所以，由於這些國際組織的不透明性以及我個人這類議題的興趣，而成為我著手拍攝本片的動機。

BBC Four: The film also touches on tourism in Jamaica. Why did you decide to frame the film around that ?
【債與命】觸及到牙買加當地的觀光業，妳為什麼選用這個產業切入電影的主題？

SB: There's a certain lack of information inherent in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same way that tourists might visit a country and not know what's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hotel. That was a metaphor for me for the situation here where we often don't think about the impact of US policies. It was a way to ask the viewer, "What is my culpability in all of this?"
美國社會天生認為欠缺與美國無關的資訊是理所當然的，就像觀光客到一個國家觀光卻從不去了解旅館的後面發生什麼事情一樣，這充分暗示了我們太少去思考美國政策的衝擊。這部影片恰巧可以讓觀眾思考「我們做錯了什麼？」

What was very striking while making the film was how everyone in Jamaica can explain what these policies are and their impact but you can take a college-educated student here and they would be very hard pressed to explain the same information. Yet we hold the strongest voting power in the IMF and nothing can actually be changed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unless it has the full backing of the G8. So the use of the tourists was not in any way addressing tourism. It was a really a metaphor that was reinforced by the use of the Jamaica Kincaid text.
製片期間，感受到最大的震撼是，你隨便問一個牙買加人，他都可以侃侃而談這些政策和衝擊。但如果你去問美國的大學生，卻無法對同樣的問題清楚的表達。
此刻，美國雖然在ＩＭＦ握有堅強的投票權，但除非有八大工業國的全力支持，否則沒有任何事能真的改變第三世界國家。所以，觀光在這部片子中其實只是個引子。

BBC Four: Finally, this year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Jamaican independence. What's your sense from working and living there about whether it's been a good thing or a bad thing?
今年是慶祝牙買加獨立的40週年紀念日。從你工作與生活在牙買加的經驗來說，你認為ＩＭＦ對牙買加來說是有利？還是有害？

SB: The broad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exceptionally that it's a good thing. Of course, there is a small minority of people who disagree. What's unfortunate is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end up being a really important presence in countries with a colonial history. So just at the moment when some of the vestiges of colonialism are disappearing, the IMF come in and almost prey on those vestiges that are set up from another agenda. In Jamaica's case and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is a need for capital after colonialism and the only way countries can get that it is by borrowing from the IMF.
對多數人來說，仍認為ＩＭＦ的介入是有利的。當然，也有一小部分並不同意。不幸的是，IMF和世界銀行仍在曾被殖民的國家中，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所以，當殖民主義即將消失的同時，ＩＭＦ適時介入並以另一種形式進行剝削、掠奪。牙買加這個案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在殖民主義結束後，需要大筆資本進行重建時，跟ＩＭＦ借貸成為他們唯一的途徑。

I think this is an unfortunate truth and a lot of people who fought against going to the IMF in the 1970s and had such vision for their country post-independence have had all their worst fears confirmed.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turn back the tide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So while it's important that Jamaica was granted its independence it was never allowed to develop itself in a way that its people envisioned. (abridged)
不幸的是，許多曾在 70年代抵制加入ＩＭＦ的人，早已洞悉後獨立時期將面臨的危機，而今，這些埋藏在心底的恐懼，也已得到印證。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卻也無法扭轉這個趨勢。所以，雖然牙買加終於能夠獨立，但是卻也注定他們永遠無法依照自己的想法自主發展的命運。

From:http://www.bbc.co.uk/bbcfour/documentaries/storyville/stephanie-black-interview.shtml
本文節錄至BBC Four 對導演的專訪/譯文由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義工熱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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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 (IMF)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 )介紹

【文／祁玉蘭】
過去30多年來，國際社會面臨來自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結構改變的巨大且持續之挑戰。經濟與金融全球化帶來可觀的好處，開發中與新興市場國家能更加融入商品與資本交易中並享受知識與技術移動的好處。但也意味挑戰與風險，全球化的確使國際體系更易於遭受投資人觀感改變的影響，威脅國際金融體系之穩定。值此之際，國際社會需要學習重要課題並進行深刻的調整，在嶄新的國際金融建構（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之框架中，國際性經濟與金融機構扮演什麼角色？我們將先從其起源與現況談起，接著說明決策過程與服務內容，最後是蛻變與展望。

1. 起源與現況

在兩次大戰期間，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稅壁壘貿易政策與競爭性貶值的外匯政策逐步埋下日後發生30年代世界性經濟大蕭條的種子。為避免釀成災難的經濟政策再度出現，來自44個國家政府的財金官員代表聚集於美國New Hampshire州Breton Woods召開一項國際會議，建立一個強調經濟合作的基金組織，會中起草一份該國際機構的章程。爾後29個國家於1945年12月簽署「基金組織協定」(Articles of Agreement)，正式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IMF）組織。為避免投機與維護幣值預期的穩定以利於國際貿易與投資，各國在Breton Woods (BW) 協議下實施固定匯率體系。當國際收支嚴重不平衡，無法藉助物價與匯率的調整緩和國家總體經濟不穩定，此時需要一個國際性貨幣組織以舒困方式降低各國的傷害。
同時間建立了世界銀行，目的是透過對基礎設施提供融資促進長期經濟發展。它們的工作是互相補充的，IMF的關注重點是總體經濟表現及總體經濟與金融部門政策，World Bank則是關注更長期的發展與貧窮問題。此外，它們也都對會員國提供融資，但項目不同，IMF並不對特定項目（公路、機場或港口設施）或進行改革的部門（教育或產業發展規劃）進行貸款，而是在一國為解決國際收支或貶值困難而採取政策時提供貸款。

2. 誰在做決策？

組織特色：
i. 並非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的「一國一票」，而是加權投票制，一國的經濟規模愈大、對基金貢獻的份額愈大，則擁有的票數愈多。即使執行董事會多數決定是以成員間的共識為基礎，但過去的理事投票與通過議題鮮少違背歐美國家意願。近年會員國間正在討論改革投票制度，以提升公平性。
ii. 理事會是IMF/World Bank最高決策單位，每年開會一次（Annual Meetings of IMF-World Bank），針對重大政策議題討論與決策，日常的決定則交付執行董事會。每個會員國指派財經部長或央行總裁擔任理事或代理理事。
iii. 執行董事會包含24位執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s），IMF每週至少三次 全天候會議（World Bank每週兩次）。常任執行董事來自五個最大的股東：美、日、德、法與英國，以及中國、俄羅斯與沙烏地阿拉伯，其他16位則是兩年一任由選舉產生。傳統上IMF 的執行董事主席(Managing Director) 是由歐洲人擔任，而World Bank的總裁 (President) 則是美國人，目前前者是來自西班牙的Figaredo先生，而後者是Wolfowitz先生。

3. 提供哪些服務？

IMF管理各會員國按其經濟實力所貢獻的通貨基金總和，各會員國根據一些IMF制定的法則與條件可以向IMF提出所需要的貨幣。但是在有限的基金數量下，並奠基於凱因斯經濟學，IMF認為政府面對極端的基礎不均衡（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問題時，應有能力也有責任透過總體政策進行基礎調整（fundamental adjustment）。因故IMF要求接受援助國家為保證債務償還與經濟重整必須採行「結構調整政策」（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y），其中主要包含四個部分：
i. 貨幣緊縮政策：促升利率、穩定幣值
ii. 財政緊縮政策：提升稅收、降低赤字
iii. 私有化：出售國營企業給私人企業
iv. 金融自由化：解除國際資本移動限制，允許跨國企業與銀行的購併與經營。
世界銀行有184個會員國，是開發中國家的財務與技術支援的主要來源。主要由兩個獨特的發展機構所組成-重建與發展的國際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與國際發展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在降低全球貧窮與改善生活水準的使命下，它們具有不同支援功能。IBRD主要關注中所得與債信良好的貧窮國家，而IDA則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81個國家，25億人口）。共同提供低利貸款、無息信用、與援助以資助開發中國家的教育、健康、基礎設施與通訊等。
另外還有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與國際投資糾紛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三個機構的成立用意是在降低私人企業投資開發中國家的風險，提升其投資意願，促進FDI並增進經濟成長。

4. 蛻變與展望

IMF最戲劇性的改變是在1970年代早期發生Breton Woods體系的崩潰。IMF喪失固定匯率體系守護者的角色。1980年代的國際債務危機則衝擊IMF，引起重大的轉型，IMF首次扮演國際債務危機管理者的身份，若債權銀行不允諾注入新資金，則IMF不對發生危機國家給予舒困支援，以降低道德危害造成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二十年來，IMF始終扮演危機管理的重要角色，私部門的涉入也一直是危機管理程序的重點之一，IMF試圖協調遭受危機國家的政策改革，並給予暫時的融通，重建私人債權者的信心與金融承諾。此外共產主義的瓦解構成IMF與World Bank新的挑戰，20個新會員需要特殊的政策建議，如何從中央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 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是驅動IMF與World Bank進行多方面改變的重要來源，更加透明的決策過程，明確銳利的政策焦點，以及對政策建議與金融支持的加強策劃。不久之前，IMF本身開始揭露政策訊息並鼓勵會員國提升透明度。透明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包含公部門的總體政、策金融政策與銀行監督，以及私部門的會計、審計與公司治理。透明是市場健全的先決條件，有益於風險管理，並促成堅強的市場自律。這也是拉丁美洲與新興市場在2000年阿根廷危機之後並未遭受傳染效應波及的主因之一。

參考資料：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Collection: Overview,
Website: http://www.imf.org/external/np/arc/eng/fa/BWC/overview.htm

“What is the IMF?”
Websit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exrp/wh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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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名家系列《德國是怎麼統一的？大眾文化、毛派學生、社會主義迪斯奈樂園》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活動】

魯道夫．瓦格納Professor Rudolf Wagner
海德堡大學教授Heidelberg University

1976年，在嚴峻的冷戰陰影中，德語世界最有名的東德歌手碧爾曼在西德的科隆舉辦了一場萬人空巷的演唱會。演唱會中，碧爾曼公開表態支持「兩德統一」，震驚兩德。碧爾曼第二天就成為流亡人士，但是大學校園的左翼文化裡一個嶄新的主題被打開了。一場演唱會，在兩 德統一史上有重大意義。

在德國統一17週年的此刻，瓦格納將以大眾文化出發，深度剖析德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左右及統獨意識形態的錯綜。

主持：龍應台

時間：2007年10月13日（六）下午2:00~5:00
地點：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延平南路98號）

英語演講，同步中譯。
敬請自備證件於現場換取口譯耳機，費用200元。

報名
Tel 02-33224907
Fax 02-33224918www.civictaipe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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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牙買加歷史

牙買加本島至遲在公元前5世紀便已成為印第安人阿拉瓦克族居住地，牙買加一名即是源自阿拉瓦克語Xaymaca，意為「水和樹木之地」。

1494年哥倫布來到此地，1509年西班牙宣稱牙買加為其殖民地，改名聖地亞哥（Santiago）。西班牙對當地的土著居民實行奴隸政策，導致在不久之後，島上的阿拉瓦克人即因戰爭、疾病和奴役而滅絕。為補充勞動力，西班牙自1517年開始從非洲向牙買加販奴，導致黑人逐漸成為當地的主體民族。1538年，西班牙人建立西班牙城，作為牙買加首府。

從16世紀後期開始，牙買加多次遭到來自法國、英格蘭、荷蘭等國的海盜襲擊。1655年5月，一支由威廉·賓和羅伯特·維納布爾斯聯合率領的英國艦隊佔領了牙買加。他們立刻邀請海盜來到島上最大港口羅亞爾港，協助防守西班牙人可能的反撲。在1657年和1658年間，西班牙人數次從古巴出發反撲，均以失敗告終。

1670年，按照馬德里條約，西班牙正式將牙買加等地割讓給英國。英國人立刻將這個島作為其海盜行為的基地，在1692年羅亞爾港被地震毀滅之前，一度成為加勒比海海盜的「首都」。此後，英國人修建了金斯頓城，逐漸將其建設成為牙買加的中心城市。

在之後的150年時間中，牙買加成為了世界上著名的蔗糖、郎姆酒和咖啡產地。為了維持數量眾多的種植園，英國於1672年成立皇家非洲公司，從西非，尤其是獅子山大量販運黑奴。由於受到殘酷的對待，黑奴起義此起彼伏，甚至一度在山區建立起了一些獨立的聚落，被稱為馬隆人。1831年，薩繆爾·夏普領導黑奴舉行聖誕節起義，雖然起義10天內即告失敗，但是引起了英國國內廣泛關注。對此事的調查被認為是大英帝國在1834年8月1日宣佈廢除奴隸制度的原因之一。之後，牙買加的奴隸們雖然獲得了少量的自由，但生活境遇依然沒有得到改善。在1865年又一次大規模的起義後，1866年英國宣佈將牙買加變為直轄殖民地。在19世紀末，牙買加的蔗糖業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香蕉種植業。1872年，金斯頓正式成為牙買加首府。

在此後的數十年中，牙買加的經濟逐漸繁榮，但是社會和文化發展卻始終受到殖民當局的壓制。特別是在大蕭條時期，本地各階層均對凋敝的社會情況非常不滿。1938年，全島工人舉行起義。之後，殖民當局被迫給與當地一些自治權利。1944年，首次舉行了普選。

1958年，牙買加加入了西印度聯邦，但是在1961年，選民否決了聯盟條約，導致了牙買加的退出。1962年8月6日牙買加宣告獨立，為英聯邦成員國。

2006年3月30日，牙買加歷史上的首位女總理波西亞·米勒在首都金斯敦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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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全球經濟幕後推手—－牙買加，被捏碎的天堂

曾是海盜首都的牙買加

為何成為全球經濟巨輪下的祭品？

掙脫殖民牢籠後

為何無法自給自足

套上入更沈重的債務枷鎖？

陽光與海水眷顧的小島

荒蕪與血淚的困局

為何「全球化」被奉為通往富足天堂的道路時

它卻跌落幽暗地獄不得翻身？

講者介紹：
劉瑞華 教授
現職 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藝術中心主任
專長 經濟學、國際經濟

流程介紹
19：00-20：30紀錄片放映

【債與命 (Life and Debt)】（IMOD：Life and Debt）
從一座島嶼的命運看見「全球化」的另一面

20：30 - 21：00 劉瑞華演講
21：00 - 21：40 沙龍討論

• 時間：十月十五日晚上七點(六點半開放報名者入場)
•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 電話報名：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42407)
• 傳真報名：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 網路報名：http://registrano.com/event/show/04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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