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夥伴們：
談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文／龍應台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H. G. Wells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台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裡拿著書──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
查：你為什麼害怕呢？──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欲會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雙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檯燈。存在主義彷彿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
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於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裡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裡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餽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零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鍊。
漫天砲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零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零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裡，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梁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樑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裡，教育的目的──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裡所揭示的：
[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範。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凌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於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裡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 Wells在「歷史大綱」（1920）裡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岐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並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包 (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時代」裡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於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台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
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裡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裡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闊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定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里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里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飢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幹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麼「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台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誌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衝刺。整個賣書區，瀰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裡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資訊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誌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裡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沈的船上，去搶電影院裡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裡，缺乏宏觀與深沈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衝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裡，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裡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侷限於「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範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
• 兒童權益國際財政
• 沙漠化自然災害
• 教育 和平促進
• 環境 脫離貧窮
• 食物安全國際難民
• 性別平權稻米與農業政策
• 農村發展都市化問題
• 全球健康志工
• 愛滋病 水資源
• 人權 政府管治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
2. 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
3. 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分是貧窮地區的人民。
4. 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續惡化中。
5. 百分之二十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
6. 沙漠化帶給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工，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字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愛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
自從一種抗愛滋的新藥（ARV）問世之後，北美洲的愛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藥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金，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發展出製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藥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藥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作法卻違背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藥的智慧財產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藥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衝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對於貧窮問題，學生所學的基本常識是，全球有七億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兩百萬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或飢餓而死亡。但同時，全球其實有足夠的糧食生產，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三千五百卡的熱量分配。所以人間有飢饉，並不因為糧食不足，而因為糧食的運輸和分配有致命的問題。
國際樂施會的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字是這樣的：
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裡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裡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點是，它不止於知識層面而強調參與和行動。譬如咖啡的生產和供銷過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因此樂施會固然對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出要求：
──協助咖啡農生產多元化，減低對咖啡的依賴性
──發達國家減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增加農民的選擇；資助農村發展，給予農民在資金與技術的支援，逐步發展其他生產
同時對咖啡貿易商施加壓力，要求歐美貿易商：
──以一個合理的價格（高於成本，並可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向農民訂購咖啡豆
──應與農民訂下長期合約，以免農民受短期價格不穩而無法維持農田的生產水準
──協助農民改善農產品質素，加強咖啡生產的可持續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採取行動：
──購買公平貿易貨品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貿易貨品，以供選擇
──參與消費者運動，向企業提出全球公民的關注點和要求
這些先進國家在進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本土「愛國教育」，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都不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於大學而始於小學。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國際樂施會對「全球公民意識」下這樣的定義：
全球公民意識不僅只是自覺我們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強調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深切認識到人類需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體會到地球的不可替代並且以行動去保障它永續的未來。
全球公民意識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種人生觀，一種信仰──堅信行動可以帶來實質改變。
我們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
──他的關照面超過他的本土而且自覺是全球一員。
──他尊重多元的價值。
──他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的關連與運作有所瞭解。
──他對不公不義的事會感到憤怒。
──他會參與，不論是當地的或國際的事務。
──他願意以實際行動來為地球的永續努力，他對人類社區的未來有責任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鴻堡分校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唸一段誓詞：「在選擇工作或服務機構時，我務必考慮該項工作及所服務機搆是否承擔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擬出另一個版本的大學生誓詞：
我承諾將致力於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應用必須以社會責任為念。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量。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做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拼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如果台灣的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可以怎樣地自我要求呢？
第一，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釐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台灣在民主開放之後，對社會最大的挑暫毋寧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與白之間，出現眾多層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更凸顯一個事實：沒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個方向走，就是沈淪。
第二，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反比台灣的狀況，不免驚駭。三十五年的國際孤立，台灣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區之外，集體自覺邊緣，全球意識難以建立。政府決策者以鎖國心態治國，媒體業者以一種病態的內視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國際孤兒處境有關。在火熱的、短線的政治權力鬥毆裡，真正重大、攸關未來的議題很容易被認為空泛、遙遠、不切實際。
可是，我不認為列強在中亞儲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縱橫捭闔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伊朗的核武發展與台灣的安全無關；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人權的態度與台灣的未來無關；我不認為北極的冰山暖化與台灣的生存無關；我不認為全球水資源的匱乏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新疆的民族衝突與台灣的處境無關；我不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不會影響到台灣的地位。。。
我不認為台灣可以在孤立的心態中繼續存活。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心態封閉的社會裡，台灣的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部長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無能而混亂的政府，越過低智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第三，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裡，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台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台灣人遠遠走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先鋒。只不過關懷的範圍大多侷限於島內議題，很少對於全球的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第四，品格的培養。 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
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裡，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擅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毛澤東嗎？今天的台灣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有痛楚的體會：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裡沒有一個指導的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思辨能力、知識、行動力等等，都是闖蕩開拓的動力，但是沒有一條船可以沒有錨。品格，就是錨。沒有錨的船將隨風勢飄盪不知所終，沒有品格的人才也會使社會暗夜盲行，邁向觸礁沈淪。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鍊、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沙特所說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沙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物換星移，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仍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只是範圍提升至全球，而且更為迫切。
今天掌權的都是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零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值得參考網站及書籍：
http://www.gapminder.org
http://www.citizenship.global.org.uk
http://www.globaleduc.org
http://www.oxfam.org
http://www.cyberschool.oxfam.org.hk
http://www.iyfnet.org
http://www.youthactionnet.org/quizzes/global_citizenship.cfm
http://www.globalissues.org
Smith, David J. If the World Were a Village: A Book About the World’s People. New York, Kids Can Press, 2002
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龍應台】災難和教育的拔河
2007年12月17日 星期一
【清華思沙龍第十七講】公開的一堂課
－－【成果發表】與【閱讀沙龍】
何謂知識力
由沙龍同學談談看
我們應該關注怎樣的國際？
讓沈默的世代交流
兩代人用36封家書
在衝突中切磋生活理念
別讓思想在無限小的瞬間消逝
透過對話激蕩熱情
這一夜，讓我們打開眼睛
活動流程
19：30 – 21：00 清華思沙龍本學期成果發表
龍應台講評
活動資訊
時間：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晚上七點半（七點開放入場）
地點：清華大學蘇格拉底二手書咖啡店
電話報名：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42407)
傳真報名：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路報名：http://registrano.com/event/show/15ebea
2007年12月13日 星期四
【公開的一堂課】1217成果發表
當2007年已經接近結束，清華思沙龍這學期的活動也將告一段落。
在12月17日這一天，我們將內部的課程移到蘇格拉底，與各位思想者一同分享，清華思沙龍在這一學期中努力的成果；當然，也包含了龍應台老師的閱讀沙龍，談她的新書《親愛的安德烈》。
這堂課，就分成「成果發表」與「閱讀沙龍」兩部分。
閱讀沙龍的部分，各位可以參考部落格內的其他文章，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為各位介紹，我們將怎麼進行「成果發表」，以及它到底是什麼。
首先是議題報告，這將會由沙龍同學們組織小組，選定一個關於「世界公民」、「國際觀」有關的題目，進行約十分鐘的口頭報告。報告的目的，在於討論「我們應該要關心什麼？」，並以思沙龍的方式企劃一場講座－－也就是，記錄片與沙龍討論的方式。
再來，報告完之後，龍應台老師將擔任講評人的工作。她將對同學的報告提出批評與分析，並做最嚴厲的關於報告的要求。她總認為，這是台灣教育所好好教學生的，但歐洲小朋友很早就開始學了。（對我們而言，這部分向來是很大的壓力...但總能學到些什麼。）
然後，我們在活動後，也會從這些議題中，挑選出我們認為特別重要、值得一談的題目，作為將來沙龍講座的議題。
因此，這個成果發表會是本學期的尾聲，更是下學期的序曲。
1210世界人權日》國際人權議題 大學生不該冷漠
【聯合報系校園特約記者蔡佳妤／新竹報導】
古巴的關達那摩、被放逐的人權孤島，似乎距離台灣的大學生很遙遠。日前龍應台創辦的「清華思想沙龍」以人權死角－關達那摩為題，告訴大學生：國際人權問題，我們都該關心。
這場演講以紀錄片「通往關達那摩之路」開場，描寫四名英國回教徒，為了婚禮前往阿富汗，卻遇上美國對阿富汗發動戰爭，遭美軍逮捕送往古巴關達那摩監獄。在獄中他們重覆受到「有罪假設」的逼供和刑求。其中三人後來幸運獲釋，在片中現身訴說當時經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張鐵志現場講解。他說，美國在一般人印象中是民主、自由的堡壘，但背後卻有黑暗面。911事件後，美國開始將戰俘關到關達那摩監獄，囚犯受到非人道待遇。在這塊法外之地，有上百名未受正式審判、無故被監禁多年的囚犯。
張鐵志說，世界上有許多政府對人權的壓迫，都是藉愛國、國家利益之名進行迫害；例如二戰時美國將境內日本人集中管理、台灣戒嚴時期壓制言論自由等。他擔心的是，藍綠政黨未來是否也有可能以國家名義，限制人民基本人權？
國際上許多人權組織譴責美國的行為，而台灣卻甚少著墨，即使是中國大陸對人權的壓迫，也少有關心。張鐵志認為，我們應多關心各種國際議題，勿以善小而不為。
台下聽眾除了清大學生，還有交大、新竹高中的學生和校外人士。大家在熱烈討論後，大家也對國際人權議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2007年12月10日 星期一
【往關達那摩之路】系列整理
一、「透視人權死角」活動宣傳稿：了解當期活動在做什麼。
二、「透視人權死角」新聞稿：歡迎轉發。
三、簡介世界人權日：我們把活動辦在12月10日的理由，以及世界人權日的由來。
四、導演專訪：了解我們要播放的記錄片【往關達那摩之路】。
五、張鐵志的聲音與憤怒：了解我們的講者張鐵志。
六、美國對暴虐行為的政策損害全球的人權【人權觀察】：我們之所以關注這個議題的理由。
七、另外的參考資料：
1. 國際重要人權公約與宣言發佈年表
2. 國際重要人權組織成立年表
2007年12月4日 星期二
【親愛的安德烈】人生詰問
【選自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第三十三封信】
親愛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買了一個新手機。在櫃檯邊，售貨員小伙子問我「您在找什麼樣的手機」，你知道我的答覆嗎？
我說，「什麼複雜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練地拿出一個三星牌的往檯上一擱，說，「這個字最大！」
很顯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組反問，真把我嚇到了。這些問題，都是一般人不會問的問題，怕冒犯了對方。
反問一：
你怎麼面對自己的「老」？我是說，做為一個有名的作家，漸漸接近六十歲──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還有什麼？
我每兩三個禮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親。八十四歲的她，一見到我就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她很高興。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更高興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兒，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帶她吃館子，給她買新衣新鞋，過街緊緊牽著她的手。可是，我去對面小店買份報紙再回到她身邊，她看見我時滿臉驚奇，「啊，你來了？你怎麼來了？」我照例報告，「我是你的女兒，你是我的媽，我叫龍應台。」她開心地笑。
她簡直就是我的「老人學」的power point示範演出，我對「老」這課題，因此有了啟蒙，觀察敏銳了。我無處不看見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長長藥盒子打開，一列顏色繽紛的藥片。白的，讓他不暈眩跌倒。黃的，讓他不便祕。藍的，讓他關節不痛。紅的，保證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殺。粉紅的，讓他睡覺……。
老英雄，九十歲了，在紀念會上演講，人們要知道他當年在叢林裡作戰的勇敢事蹟。他顫顫巍巍地站起來，拿著麥克風的手有點抖，他說，「老，有三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健忘，第二個跟第三個──我忘了。」
他的幽默贏來哄堂大笑。然後他開始講一九四○年的事蹟，講著講著，十五分鐘的致詞變成二十五分鐘，後排的人開始溜走，三十五分鐘時，中排的人開始把椅子轉來轉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臉上布滿褐斑，身上有多種裝備，不是年輕時的手槍、刺刀、竊聽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鏡、助聽器，外加一個替換骨盆和柺杖。
老人，上樓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還是要下。
老人，不說話時，嘴裡也可能發出像咖啡機煮滾噴氣的聲音。
老人，不吃東西時，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動，做吸食狀。
老人，不傷心時也流眼淚，可能眼屎多於眼淚。
老人，永遠餓了吃不下，累了睡不著，坐下去站不起來，站起來忘了去哪，不記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記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還好「皺紋」是不痛的，否則……。
我怎麼面對自己之將老，安德烈？
我已經開始了，親愛的。我坐在電腦前寫字，突然想給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見昨天的報紙攤開在地板上，彎身撿報紙，拿到垃圾箱丟掉，回到電腦邊，繼續寫作，隱隱覺得，好像剛剛有件事……，可是總想不起來。
於是你想用「智慧」來處理「老」。
「老」，其實就是一個敗壞的過程，你如何用智慧去處理敗壞？安德烈，你問我的問題，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問啊，我對這終極的問題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開始去思索個人的敗壞處理技術問題，譬如昏迷時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氣切插管，譬如自身遺體的處置方式。這些處理，你大概都會在現場吧──要麻煩你了，親愛的安德烈。
反問二：
你是個經常在鎂光燈下的人。死了以後，你會希望人們怎麼記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的人怎麼記得：一、你的讀者；二、你的國人；三、我。
怎麼被讀者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國人記得？不在乎。
怎麼被你，和菲力普，記得？
安德烈，想像一場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力普到了一個小木屋裡，屋裡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個室內，溫暖了你們的胸膛。第二天，你們天亮時繼續上路，充滿了勇氣和力量。柴火其實已經滅了，你們帶著走、永不磨滅的，是心中的熱度和光，去面對前頭的冰霜路。誰需要記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嘗在乎你們怎麼記得它呢？
可是我知道你們會記得，就如同我記得我逝去的父親。有一天，你也許走在倫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來攘往的流動，也許是一陣孩子的笑聲飄來，也許是一株紫荊開滿了粉色的花朵在風裡搖曳，你突然想起我來，腳步慢下來，又然後匆匆趕往你的會議。那時，我化入虛空已久。遺憾的是，不能像童話一樣，真的變成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你們的後來。
可是，果真所有有愛的人都變成了天上的星星繼續俯瞰──哇，恐怖啊。不是正因為有最終的滅絕，生命和愛，才如此珍貴，你說呢？
再這樣寫下去，就要被你列入「Kitsch十大」排行榜了。
反問三：
人生裡最讓你懊惱、後悔的一件事是什麼？哪一件事，或者決定，你但願能重頭來起？
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嗎，象棋裡頭我覺得最「奧祕」的遊戲規則，就是「卒」。卒子一過河，就沒有回頭的路。人生中一個決定牽動另一個決定，一個偶然注定另一個偶然，因此偶然從來不是偶然，一條路勢必走向下一條路，回不了頭。我發現，人生中所有的決定，其實都是過了河的「卒」。
反問四：
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頓的，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
對不起，你每一次抽煙，我都這麼想。
反問五：
你怎麼應付人們對你的期許？人們總是期待你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獨特見解。可是，也許你心裡覺得：「老天爺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實很想淘氣胡鬧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麼面對人家總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這個現實？
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讚美我的同時，總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機會學習如何「寵辱不驚」。至於人們的「期待」，那是一種你自己必須學會去「抵禦」的東西，因為那個東西是最容易把你綁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說話，傻就不假裝聰明。你現在明白為何我推掉幾乎所有的演講、座談、上電視的邀請吧？我本來就沒那麼多知識和智慧可以天天去講。
反問六：
這世界你最尊敬誰？給一個沒名的，一個有名的。
沒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貧濟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實驗室裡默默工作的科學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強權堅持記載歷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貧病交迫仍堅定把孩子養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眾鼓譟中仍舊維持獨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願意跟別人分享最後一根蠟燭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勵謊言的時代裡仍然選擇誠實過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權力卻仍舊能跪下來親吻貧民的腳趾頭的人……。
有名的？無法作答。從司馬遷到司賓諾沙，從蘇格拉底到甘地，從華盛頓到福澤諭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說還活著的，你知道我還是梁朝偉的粉絲呢。
反問七：
如果你能搭「時間穿梭器」到另一個時間裡去，你想去哪裡？未來，還是過去？為什麼？
好，我想去「過去」，去看孔子時期的中國，而那也正是蘇格拉底時期的歐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純粹的星空下是如何作出偉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過的國家，去穿每一條巷子，聽每一戶人家從廚房傳出來的語音，看每一場國君和謀士的會談；我想在蘇格拉底監獄的現場，聽他和學生及友人的對話，觀察廣場上參政者和公民的辯論，出席每一場露天劇場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沒有科技沒有燈光的土地上，在素樸原型的天和地之間，人，怎麼做愛、怎麼生產、怎麼辯論、怎麼思索、怎麼超越自我、怎麼創造文明
但是，我也想到未來，到二○三○年，那時你四十五歲，弟弟四十一歲。我想偷看一下，看你們是否幸福。
但是，還是不要比較好。我將──不敢看。
反問八：
你恐懼什麼？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懼吧？我恐懼失去所愛。你們小的時候，放學時若不準時到家，我就幻想你們是否被人綁走或者被車子撞倒。你們長大了，我害怕你們得憂鬱症或吸毒或者飛機掉下來。
我恐懼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賞月、能飲酒、能作文、能會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記憶、能堅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為、能愛。每一樣都是能力，每一種能力，都是可以瞬間失去的。
顯然我恐懼失去。
而生命敗壞的過程，其實就是走向失去。於是，所謂以智慧面對敗壞，就是你面對老和死的態度了。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問題一？二十一歲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談這些嗎？
ＭＭ 2007-09-20
【親愛的安德烈】序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龍應台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沈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沈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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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德烈
親愛的MM：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
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
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份」──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份」。
2007年12月2日 星期日
美國對暴虐行為的政策損害全球的人權【人權觀察】
（華盛頓，2006年1月18日電）人權觀察在今天新發表的一份全球考察報告中指出，在2005年裏顯示的新證據說明暴虐和苛待的手段一直是布希政府用來打擊恐怖主義的策略之一，而此策略損害了全球性的人權防衛工作。
在這本長達532頁的全球考察報告之中，介紹一文指出，證據顯示虐待性的拷問行為不只是幾名低階級士兵的惡行，而是高級美國軍官有意識進行的策略。而這政策限制了華盛頓說服或強制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法的能力。
人權觀察執行長羅思(Kenneth Roth)指出，“打擊恐怖主義是人權事業的核心。但是對恐怖嫌疑犯使用非法的手段不但是一大錯誤而且還造成了反效果！”
羅思說非法手段的使用加速了恐怖成員的吸收，削弱了公眾反恐的力量，並且製造了大量無法起訴的囚犯。
美國的盟友，如英國和加拿大，企圖損害重要的國際保護法的行為使得人權維護缺乏領導的情況更加惡劣。英國試圖把嫌犯交給極可能虐待他們的政府，雖然這些政府保證給於他們良好的待遇，但是這些擔保不具任何意義。而加拿大試圖淡化一個禁止非自願性失蹤的新條約。歐盟則繼續將人權置於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之下，如俄羅斯，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因為這些國家被視為有利於打擊恐怖主義。許多國家--其中包括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中國--利用“反恐戰爭”為藉口來攻擊他們政治上的敵對者，給他們扣上“伊斯蘭恐怖份子”的大帽子。
人權觀察記載了許多在反恐戰爭範圍之外的嚴重暴虐事件。烏茲別克斯坦政府五月在集延市屠殺幾百名的示威民眾；蘇丹政府在西部的達爾富爾進行的行動結合了“種族滅絕”的行為；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及車臣境內不斷報有殘暴的事件。嚴重的鎮壓行動仍在緬甸，北韓，土庫曼斯坦，及中國的西藏和新疆裏持續進行，而敘利亞和越南繼續對公民社會執行嚴厲的控制，辛巴威則進行大規模的，擁有政治意義的強制驅逐行動。
然而在緬甸和北韓仍可見到西方國家在人權維護方面所做的正面努力。發展中的國家也扮演了一個積極正面的角色：在尼泊爾國王對民主人士出擊的一事發生後，印度暫停對該國大部分的軍事援助，東南亞國家聯盟強逼緬甸放棄其2006年的主席職位，原因是該國的人權紀錄十分惡劣。墨西哥領先說服聯合國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保持一名人權保護的專員。吉爾吉斯坦抗拒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強大壓力，在安集延市屠殺事件中援救了439名的難民，而羅馬尼亞也給他們提供了暫時的避難所。
西方國家缺乏領導的情況有時也讓俄羅斯和中國在與他國建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聯盟時忽略了人權問題。
在全球考察報告的介紹篇中，羅思寫道，在2005年美國對囚犯的苛待很明顯不能只歸咎於培訓，紀律或監督的疏忽，也不能只籠統地歸罪於“少數的壞種子”，這其實反映了上層領導有意識的政策選擇。
羅思還寫，證明這個政策是有意的證據包括布希總統威脅將否決禁止“殘酷，非人道和羞辱待遇”的法案，以及副總統迪克•切尼企圖免除中央情報局的法律責任。除此外，司法部長阿爾伯托•崗薩雷斯宣稱美國可以苛待其囚犯只要他們是拘押在美國領土以外的非美籍人士，而同時中央情報局的局長波特•戈斯則甚至聲稱追溯到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的一種酷刑“水囚刑”(waterboarding) 不過是一種“專業上的審問技巧”。
羅思說：「使用酷刑和苛待的責任已不能再以職夜班的低階級士兵所行的不幸事件為藉口搪塞過去了。布希政府必須指定一名特別的檢察官來審查這些暴虐事件，而在同時國會應設立一個獨立的，兩黨的審查小組來調查這些案件」。
人權觀察2006年的全球考察報告包含對70多個國家在2005年裏的人權發展所做的勘察資訊。除了談論酷刑的介紹篇外，該報告還包含其他兩篇文章：“私人公司與公眾利益：為什麼企業團體應該迎接全球人權法則”以及“預防愛滋病毒 愛滋病進一步的傳播：人權的重要角色”。
資料來源:人權觀察中文網站http://www.hrw.org/chinese
「往關達那摩之路」導演專訪
【撰稿/Susan Stone】
德國媒體Spiegel Online記者在本週柏林影展後台訪問到Michael Winterbottom與聯合導演Mat Whitecross。
SPIEGEL ONLINE：是什麼原因促使你拍這部電影？
Whitecross：吸引我們拍這部電影的是之前閱讀到的一篇他們口述這段事件的英國報導，描述的事蹟令人難以置信，所有有違常理的事件元素都確切的呈現在這個事件裡，彷彿一段驚奇的冒險故事變成來自地獄的惡夢旅程！
Winterbottom：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故事－－一群平凡人的離奇境遇，經由他們的口述，讓我們不禁想嘗試在電影中呈現出來。不過我們不是要拍一部政治電影，所以我們不討論政治，也不攻擊任何人，只是陳述他們的故事。關塔那摩監獄建在美國是違法的，建在古巴才可以規避法令，所以這個地方是合法的黑洞，沒有法律保障的依靠，根本就是個夢靨之地，如果你看到了他們三人在那裡的故事，也會提醒你，至今仍有五百人被拘留在當地，這些人不是瘋狂的恐怖份子，他們就像一般人一樣擁有同等的權利。在拘留營大門上的提詞寫著「捍衛自由的榮耀之地」，但卻在沒有公義審判的基礎下就把人關起來，算什麼捍衛自由？
SPIEGEL ONLINE：片中，你們結合面談、新聞畫面及重演情境等表現方式，你們是否擔心觀眾無法分辨什麼是真實？什麼是演出？
Winterbottom：我們不外乎盡可能尋找一個最好、最有效的敘述方式，將當事人真實的呈現在鏡頭前似乎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第一次見到他們時，他們出乎意料的以從容的方式講述這段事件，就像其他到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的旅者一般，他們談論著腹瀉及不衛生的食物，不欲表達任何政治觀點，或將此事件放在政治脈絡下。只說：“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你將於開始時、與那群天真的年輕人一起到巴基斯坦參加婚禮，但他們最後被當成像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恐怖份子關在關達那摩監獄中！
SPIEGEL ONLINE：電影中，你們拍出美軍虐待囚犯的情況，是否試圖將美國妖魔化？
Whitecross：我們僅希望重現這群男孩所陳述的，而事實上大部份的監獄守衛都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監禁他們，這確實為他們當時的境遇，當然，不可否認的，仍舊有守衛以合乎人性尊嚴的方式對待他們。
Winterbottom：這不是一部反美的電影，美國也有很多可取之處，很多美國人也都反對關塔那摩的情況，因此如果你把支持關閉塔那摩監獄和反美情結畫上等號的話，那就太瘋狂了！
SPIEGEL ONLINE
：這部片會在美國放映嗎？
Winterbottom：我們希望可以。這部片是英國出資，我們把它帶到柏林影展曝光，希望能宣傳到世界各國去。當然我們更希望賣到美國去，畢竟到頭來能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的只有美國政府，如果在美國有越多人看到這部片，就有越多人反對關塔那摩監獄，關閉的日子才會越快到來。
SPIEGEL ONLINE：很多人都同意關塔那摩那樣的機構是無法被接受的，但你覺得美國政府應該如何處理這些有第三身分的「敵方戰員」？
Winterbottom：什麼是「敵方戰鬥人員」？我認為使用這個詞彙是過去這些年來最恐怖的事情之一，我甚至覺得如此命名的方式是故意要教唆人們做出他們平常不會做的事。發生在阿富汗的戰爭，卻要稱它「反恐戰爭」，那代表什麼？如果發生在過去，這些人只會是戰俘，戰爭結束後，他們就該已經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但是換成這樣的詞彙後，就代表著每個人要在沒有經過審判的程序下被拘留四年。
資料來源：Spiegel Online國際版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
國際重要人權組織成立年表
1839年 保護人權反奴役協會由1839年英國的反奴役協會和1909年保護土著居民協會合併而成；旨在消除包括強制勞動在內的所有奴隸制形式。
1919年 國際勞工組織作為與國際聯盟有關係的一個獨立機構於1919年4月11日成立的。現在，國際勞工組織是作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存在，其與聯合國的關係以條約的形式加以確認。
1946年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是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依據《人權憲章》第68條的規定，於1946年2月設立，是聯合國處理一切有關人權事項的主要機構。
1947年 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據經社理事會1946年6月的直接授權，由人權委員會在1947年的第一屆會議上設立。
1950年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成立宗旨是領導和協調世界範圍內保護難民和解決難民問題的國際行動。主要目的是保護難民的權利和福祉。成立日期1950年12月14日。
1961年 國際特赦組織5月28日，英國律師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在英國倫敦的報紙「觀察者」投書發表「被遺忘的囚犯」一文，發起「1961年特赦呼籲（Appeal for Amnesty '61）」的聲援活動為其起源；並於７月召開第一屆世界志工會議。
1970年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根據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設立的負責監測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的情況的條約機構。
1976年 人權事務委員會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8條設立的監督公約執行情況的條約機構。該機構的職能與《公約》本身的實施制度相聯繫。
1978年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它依靠世界範圍內的私人和基金會捐助而工作，不接受政府的直接或間接資助。
1982年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為聯合國專門組織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17條於1982年設立。
1987年 禁止酷刑委員會根據《禁止酷刑公約》設立，以監督該公約的執行。
1990年 兒童權利委員會根據《兒童權利公約》設立，以監督該公約的執行。除審查來自政府和其他來源的報告及資訊外，委員會還發表對有關規定的一般性意見，或主持有關的公眾討論。
2006年 人權理事會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3月14日以170票支持、4票反對和3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建立人權理事會取代人權委員會。
以上資料參考自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中心網站及聯合國大會文件中心
http://www.hrol.org/hrfile/index.php http://www.un.org/chinese/documents/ga.htm
國際重要人權公約與宣言發佈年表
1215年
大憲章
英國開創之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先於國家組織之前。
1776年
獨立宣言
美國獨立時所發表，成為日後民主的普世價值。
1789年
人權宣言
法國國民議會通過，宣佈人權是神聖而不可侵犯。
1864年
日內瓦公約
8月22日於日內瓦訂定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
1948年
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聯合國大會批准，1951年1月12日生效。
1948年
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大會12月10日決議通過並宣佈，成為日後國際人
權公約及其他聯合國條約的出發點。1950年遂以12月10日為人權紀念日。
1949年
日內瓦公約
8月12日擴充為四項公約。內容要求尊重及保護武裝部隊傷
病者，以及戰俘和平民應受到的人道待遇。
1950年
歐洲人權公約
11月4日於羅馬簽署保障歐洲理事會國家權利和自由。
1951年
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約
6月21日國際勞工大會通過。
1960年
取締教育歧視公約
由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於12月14日通過，目的
在於宣告人人皆有平等接受教育之權利。
1963年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
11月20日於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69年1月4日生效。
1966年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於1976年1月3日生效；確認此類權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嚴。
1966年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於1976年3月23日生效；確認此類權利是源於人身的固有尊嚴。
1968年
德黑蘭宣言
5月13日於德黑蘭國際人權會議宣佈，目的在於檢查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二十年以來所獲進展，並擬訂未來方案。
1969年
美洲人權公約
於11月22日美洲國家間人權特別會議通過。旨在建立美洲以個人基本權利為基礎之自由與社會正義制度
1973年
禁止並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
11月3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76年7月18日生效。
1979年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81年9月3日生效。
1981年
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
6月28日由非洲統一組織通過。
重申從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及其他危害人權之負面因素。
1984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於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987年6月27日生效。
1986年
發展權利宣言
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會議通過，目的為表示發展權利是不可剝奪的人權。發展機會均等是國家及個人一項特有權利。
1989年
兒童權利公約
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於1990年9月2日生效。
1998年
亞洲人權憲章
5月17日發表於南韓，目的是確保亞洲人民及後世能得到
和平與正義。
以上資料參考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中心網站及聯合國大會文件中心
http://www.hrol.org/hrfile/index.php http://www.un.org/chinese/documents/ga.htm
